湖北武汉“封城”月余 学者关注心理创伤

202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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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重灾区,直接冲击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这也是最需要被关注与协助的部分。(法新社)
真正的重灾区,直接冲击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这也是最需要被关注与协助的部分。(法新社)

 

面对疫情肆虐,中国武汉及湖北省相继“封城”已超过一个月的时间。有台湾精神专家表示,人口隔离伴随强制和高压手段,可对民众的身体和心理造成创伤。

2月25日,台湾中华心理卫生协会举办一场“新冠肺炎疫情与心理健康”座谈。协会会长吕淑贞分享自己家人遭到“隔离”的经验,她的外甥女婿在武汉半导体公司担任高管,遇上“封城”一家足不出户。家里无法储存一个月的食物只能叫外送,外送员不准搭电梯,必须爬30层楼送餐,把食物送到家门口时,与对门的邻居形成特别景象。当对面开门时,这边就赶快关起来,反之这边开门时,那边就立刻关门。

 

 

中华心理卫生协会会长吕淑贞分享亲人在武汉隔离经验。(记者 黄春梅摄)
中华心理卫生协会会长吕淑贞分享亲人在武汉隔离经验。(记者 黄春梅摄) Photo: RFA

吕淑贞:“我这个外甥女会不会恐慌?她说,我们都安心在家里,只是如果没有跟家里视讯,真的心里会很难过。他们防疫时每天报平安,跟家人说我很平安。”

吕淑贞说,因为家人就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在台湾的家人难免担心他们的安危。无法出家门的亲人至少能透过视讯与家人交流,以纾解被隔离的情绪。

台湾抗SARS经验:群众愤怒情绪一触即发

台湾大学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张玨,在台湾SARS期间就曾提醒,包括确诊病人、疑似病患、直接或间接照顾的医疗人员,以及遭隔离的民众等,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压力与恐惧,恐慌的情绪不只是个人层次的担心与愤怒,已经成为全民的梦魇,愤怒的情绪一触即发。她当时就特别呼吁台湾政府,不能不重视公共心理健康问题。

17年后,张玨再看因为新冠病毒疫情而“封城”的武汉与湖北,她发现中国大陆不同的单位拿到台湾在SARS期间编写出来的安心手册参考,也在二月初出版相关因应手册。她看到大陆防疫有先进的一面,例如用无人机测额温等。张玨提醒被隔离者,如何克服恐慌。

 

台湾大学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张玨提醒疫情爆发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记者 黄春梅摄)
台湾大学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张玨提醒疫情爆发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记者 黄春梅摄) Photo: RFA

张玨:“经过这件事情可能会让你回忆过去经验过一些创伤,不是因为这些事,可能你小时候被爸妈处罚关起来、关到厕所里头,那个影响要是很大的话,在隔离时就会浮现。当我这个恐慌、害怕出现,它引起我想到什么恐慌害怕的经验,当时我用什么方法处理,这样也用同样对应恐慌的方法,深呼吸、做运动,找人讨论我有点害怕,找到合适的资讯,理智一定要放在那里。讲出来,人家才能帮你分析。”

武汉肺炎死亡数逾两千 精神专家:亲人骤逝加剧焦虑

台湾大学精神医学部主治医师丘彦南分析,有些人面对这么大的疫情,因为他的韧性与拥有足够的资源,因此并不会产生创伤。但对某些易感的个体来说,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可能焦虑、沮丧等。但是,不见得会到“创伤后压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是种急性压力的反应或是有适应困难的事情。

 

台湾大学精神医学部主治医师丘彦南分析创伤处理。(记者 黄春梅摄)
台湾大学精神医学部主治医师丘彦南分析创伤处理。(记者 黄春梅摄) Photo: RFA

丘彦南:“因为重大事件产生亲人骤然的离世,加上这些复杂关系的时候,可能会加重各种适应的障碍困难、压力的反应。当然PTSD(“创伤后压力症”)的反应也有可能,或者看太多负面、灾难式报道,有时候会加剧这些焦虑、沮丧反应的可能性是存在。”

丘彦南认为,单纯因为隔离产生的创伤,如果有好的隔离措施与配套,很可能就能避免创伤。但是从媒体看到某一些强制性、压制性、非常粗暴的事情,当然会造成不等程度的,除了身体之外、还有心理的创伤。

以台湾SARS为例,在那时期看诊的人少,疫情在夏天过去,大规模的恐慌也随之消失。真正的重灾区,是曾有“封院”经验的和平医院以及相关医疗行为,直接冲击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这也是最需要被关注与协助的部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 台北报道 责编 许书婷、何平    网编: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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