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揭高价药现状 百姓咋保命?

2018-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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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我不是药神》剧照(Public Domain)
中国电影《我不是药神》剧照(Public Domain)

近日口碑爆棚的影片《我不是药神》揭开了中国有些药品价格奇高的现实。影片所呈现出的病人生存困境、药贩子的道德困境、还有医药监管的法律困境等矛盾,引发舆论对“保命”还是“犯法”的探讨。

新京报报道,《我不是药神》取材于2015年的“陆勇事件”。事件的主人公陆勇2004年开始服用治疗血癌的印度仿制抗癌药“格列卫”,同时也在病友群分享相关消息,很多病人也托陆勇帮忙购买“格列卫”。

为了方便向印度汇款,陆勇在网上买了信用卡,因此引起警方注意。2013年,陆勇被湖南沅江市公安局逮捕;2014年,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随后陆勇取保候审;2015年,陆勇在机场再次被警方控制。但检察院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撤回起诉,认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陆勇的遭遇激起外界对中国高价药品的讨论:为什么中国药品价钱如此高昂,导致出现“病不起”的情况?

不愿透露姓名、某一线城市医药行业从业者告诉本台记者:“大家可能不敢提,政府在各环节的寻租非常夸张,还有医院中端的回扣问题。最近好像是因为医保付不起费用,国产药依旧无法解决中端和腐败问题。”

熟悉医药行业的网友Antycp接受记者邮件采访时说,虽然专利药昂贵是全球现象,但发达国家的民选政府有责任动力以及足够的财力投入医保,使药价相对不那么高,确保病患用得起药。中国政府却背弃了在资本面前应当肩负的责任。药品消费甚至还要缴税,而很多药上市多年才纳入医保,有的报销后也比印度的贵。印度药无论是仿制的还是原厂的,不但比中国便宜很多,质量也一般比中国高。这也是吸引大批中国患者购买印度仿制药的根本原因。

那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是制造大国的中国为什么在仿制药上比不过印度?

熟悉印度仿制药代购的推友包日成表示:“第一,中国其实也有强制专利法,但受限于WTO,所以中国政府没有用过,所以没有很早在专利期内去强制仿制欧美大药厂的药。第二,中国也是刚刚在这两年才开始强调仿制药的一致性,也就是仿制药不能和原研的药在药效上差太多。中国以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个概念,所以他的仿制药差非常远,原研的药吃几天就好了,仿制的药吃几个月的可能不好。另外,中国的仿制药还是贵,利益的问题。原研药那么贵,那么仿制药为什么要卖得比印度便宜。”

包日成强调,由于印度的药监部门对药品要求严格,而且从事生产或研发的人员几乎都是欧美体系培养出来的,在国际药品生产标准上无缝衔接,所以印度出品的仿制药质量非常高。另外,印度人工成本低,定价贴近原料成本,药品的政府指导价格非常透明。

值得注意的是,陆勇当年被捕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涉嫌卖“假药”。价格便宜、质量有保证的印度仿制药为什么被贴上“假药”的标签,受到中国媒体或政府的压制呢?

包日成说:“法律上, 没有进入中国市场注册的药一律视同‘假药’,确实是可以给你扣上这个罪名。问题在于,这个药是治病救人的,在印度是合理合法的药,只不过在中国没有准入而已,从法律定义上说成是假药。如果一直强调假药,对于没有相关知识的民众来说,他们就以为是假的药,而不是法律上的假药。我认为媒体在强调这个问题上是偏颇的。中国人对假字特别敏感,所以他们可能不知道这是法律意义上的假,还是理化意义上的假。”

包日成认为,陆勇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一条巨大利益链。当局可能想借打压陆勇来防止民众购买国外的仿制药,以达到医药垄断或者规范药政管理的目的。

医疗权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但现实却很残酷。《我不是药神》有一句话是:“这世上最大的病,是穷病 ”。这部讲述“生命”的电影得到广泛关注后,政府是否会完善医改,让民众可以吃得起药,治得起病?

(记者:韩洁 责编:申铧 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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