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日记》台湾出版 郭晶不同视角看封城

202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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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社工郭晶新书《武汉封城日记》台湾出版。(台湾联经出版社)
武汉社工郭晶新书《武汉封城日记》台湾出版。(台湾联经出版社)

武汉作家方方在封城期间写的日记已经被海内外读者所熟知。但是在武汉,还有另一位女性,也是坚持不懈地在封城期间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她就是女权工作者郭晶。她写的《武汉封城日记》已经在台湾出版。

郭晶是一位女权工作者,也是社工人员,去年11月搬到武汉。76天的封城岁月中,写了77篇日记。台湾老牌联经出版社将她38篇日记,编辑成繁体字中文版《武汉封城日记》出版,在华文世界引发热议。这也是郭晶人生第一本著作。

 



郭晶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当台湾出版社联系到她,她认为不管在那里,能有多一点人看到她的日记,总是好事。

 

2月1日江边打太极的人。(郭晶拍摄)
2月1日江边打太极的人。(郭晶拍摄)

在武汉还没完全解封时,封城日记就已经在台湾出版,郭晶十分惊讶:“这样看来台湾的出版速度是非常快的,在大陆可能出版没有那么快吧,应该需要报批吧,(书号)申请也是比较困难的。”

被误认方方挨酸 郭晶:写作不是专属权利

郭晶在社媒脸书上说,台湾出版她的日记,是她封城岁月意外的收获。她打趣形容自己“冒名顶替综合症”开始冒出来,指“个体按照客观标准评价已经取得成就,但自己却觉得成功是‘偷’来的,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幸运,害怕被人戮穿。”

从社工跨足作家,郭晶尝到盛名之累。她脸书自曝,有人误以为《武汉封城日记》新书是方方的日记,当有人知道作者是她这样一个“无名者”,就说“居然借方方老师的日记蹭热度蹭到这种级别,真是醉了。”还有人说“我也试着写过封城日记,没方方写得好,所以不写了。”

 

 

1月27日超市大排长龙抢购人潮,郭晶提到有人买了好几包盐担心一封就是一年。(郭晶拍摄)
1月27日超市大排长龙抢购人潮,郭晶提到有人买了好几包盐担心一封就是一年。(郭晶拍摄)

但郭晶认为,“写作不是谁专属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发声和表达”。她告诉本台,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很多武汉人写日记,这对去了解这个政策对不同群体、普通百姓的影响,非常重要。作为女权主义工作者,“发声”是问题能否得到关注的第一步,而“日记”,就是很重要的视角。

方方遭文革式批斗 郭晶声援方方

新冠肺炎对全球医疗公卫体系带来挑战,各国跟进封城,全球第一个封城的“武汉经验”,对跨国度、跨文化、围城内外的人,成为参照系数。有美国和德国出版社,四月初公布出版武汉作家方方写的《武汉日记》的计划。由于正当各国向中国问责索偿之际,方方遭到文革式大字报讨伐攻击,被指控是“送弹药、递刀子”给西方国家的卖国贼,应剔发为尼以死谢罪。

对此,郭晶指出,现在网路环境相对较差,这不是特别好的现象:“大字报式的举报是非常常见的。当她获得关注的时候,很容易受到一些攻击,非常荒谬的事情。那些攻击者未必去看她到底写了什么,非常随意地去攻击。这种集体主义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被渲染。”

 

1月31日街头可见电线上晾衣服和肉。(郭晶拍摄)
1月31日街头可见电线上晾衣服和肉。(郭晶拍摄)

郭晶日记字里行间,也会流露对当局的质疑。1月23日封城第一天她写道:“此前公布的消息显然存在瞒报的情况”、“这几天看到很多令人愤怒的消息,很多病人确诊后没能住院,很多发烧的病人无法得到医治。”

郭晶:微博、微信有时发不出日记

4月4日,郭晶写道:“今天是个被安排的集体哀悼日。有人去了武汉的公祭台,普通人是不能进入会场的。一些人写的哀悼文也被404。这些集体的哀悼并不是让我们这些人放置自己的哀悼的。我们没有参与集体哀悼的资格,但我们可以拒绝被这种扭曲的形式主义所感动。有人因不公正而死去,政府就把他们奉为英雄,赞美他们,却没有问责,没有反思。”

至于“日记”是否曾被审查,郭晶提到,“我的日记发微博、微信有时会发不出来,例如图片别人打不开、看不到。在微博也会有被限流的情况。看封锁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几十个人转发的样子,可能有上万的阅读量。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审查的标准是什么?”

 

大部份的店在封城后关了,1月31日花圈店开门了。(郭晶拍摄)
大部份的店在封城后关了,1月31日花圈店开门了。(郭晶拍摄)

对封城造成的人道灾难的反思

检讨武汉封城的做法,郭晶认为,“新冠肺炎”被政府当作头等大事来对待当然应该,但人们有其他慢性病、急性心脏病或一般疾病、外伤、情绪等各种状况,可以转送到周边省份救治,而不是封城、封村,任凭自生自灭、人人自危,造成人们为了自保,将恐惧的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形成歧视暴力的事件层出不穷。很多病人有很强烈的无力感,医护人员精神崩溃大哭的视频纷纷流出。

郭晶说,很多被封城在家的老人小孩,不会使用社交媒体和手机而发生悲剧:“一个5、6岁的小男孩,他的爷爷在家里去世,他也没有出去求助,爷爷说外面有病毒,他还跟爷爷生活了几天,帮爷爷盖被子,等社会排查才发现。”

解封后做的第一件事

郭晶在武汉4月8日解封之后,并没有停止写作。她告诉本台,踏出小区第一件事,就是到最爱的江边散步,大口呼吸新鲜空气。郭晶日记写道:突然听到一个年轻人欣喜地对手机另一端的人说:“你把摄像头打开,我今天第一次出来。他的语气洋溢着兴奋和骄傲,说:‘我想让你听一下江水的声音。’‘你看,这么大的水,这是长江。’‘给你看一下大武汉是多么的漂亮!’”

 

3月15日。(郭晶拍摄)
3月15日。(郭晶拍摄)

郭晶:“我想到那些再也无法看到江景的逝去的人,悲伤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坐在江边哭了起来。对面的霓虹灯不停地闪着大而空的口号,‘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我只希望我们的社会不再需要那种要做出无谓牺牲的‘英雄’。”

解封并不意味着结束

 

郭晶说,一些外地人喊着“武汉加油”,却又拒绝武汉人入内,这是一种伪善。她告诉本台,已经解封十多天,她出了小区去美食街,三分之二店门还没开门。有群友从湖北到深圳找工作被隔离了14天,花了半个月,浪费3000元,也没找到工作,“生活是有成本的”。连修理卫生间,工人都称“现在是特殊时期”,漫天喊价。

郭晶在2017年和朋友建立了一条热线,提供法律谘询和个案支持。她提到,封城的后遗症可能是一生的。而在解封的初期,人们担心被感染,需要努力做些事情消除恐惧保护好自己,重建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和环境与他人的联系。

 

4月2日。(郭晶拍摄)
4月2日。(郭晶拍摄)

郭晶想鼓励世界各地同样有封城经历的人:“人可以被困住,但不能因此被停住。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可能很微小的试探,一定程度去减弱我们自己的恐惧,找到我们的掌控感,我一开始坚持每天出门就是这样。”

联经主编:我们相隔遥远,但却感同身受

台湾没有走到封城这一步,倒抢先出版《武汉封城日记》,是联经出版社主编黄淑真在网上被郭晶的日记打动,主动在脸书上加她做朋友征询出版意愿。

黄淑真回忆令她揪心的段落。某一天,郭晶戴口罩去江边,发现自己眼睛有眼屎不敢用手去碰,战战兢兢到达江边,四下无人的地方,她摘下口罩,顺畅呼吸了一回,戴上口罩后,重新感到束缚。当时台湾面对疫情,人们也是想尽办法去买口罩,政府想尽办法配给。

 

3月20日。(郭晶拍摄)
3月20日。(郭晶拍摄)

黄淑真:“你戴着口罩你就知道自己处在肺炎的威胁之中,什么时候才能摘下来呢?只有摘下来我们才可以彻底脱离非日常的状态。在这点上是非常有现场感。我们跟她距离明明这么遥远,我也没有见过她,可是事实上我们的感受、想的是一样的,也是受到同一件事的威胁。”

黄淑真说,郭晶特殊的社工和女权工作者的身分,使她在面临巨大灾难时,有不同的视角。而且她才搬到武汉,文笔间有新到者的疏离和客观的观察,郭晶认为在大家被孤立的时刻,更应借由网路串连力量和资源。

黄淑真提到,郭晶日记提到一位受到家暴的妇女要带着两个孩子逃出A县城,但被封闭,家人在B县城接不到他们,花费很长的时间申请到通行证,母子三人已在路上徒步走了约5个小时。

 

4月15日。(郭晶拍摄)
4月15日。(郭晶拍摄)


独特的社工视角看待封城

黄淑真:“对很多受家暴的妇女,以及对一些与家人相处不好的人,家庭事实上会是一个牢笼,而不是一个可以安心待的地方。封城这件事变成让他们没有办法往外逃,就算逃也没办法得到安全的庇护所。郭晶在这里面点出只有社工视角才会留意到的一个问题点,就是城被封了,到底要逃到哪里去?哪里才是安全的地方?”

黄淑真还说,新冠肺炎造成很多生者无法跟死者告别,这“没有完成告别”的创伤,对人的心理、生理造成的影响,可能看不见尽头。

黄淑真提到,有些台湾人在居家隔离或检疫的情况下,读到这本《武汉封城日记》,对郭晶的文字流露出的冷静、温柔,会感到一种疗愈的效果。“蛮多人看了她的日记,会设想自己处在孤独之中,万一那天台北也封了我会怎样?”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  台北报导 责编:许书婷 申铧  网编: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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