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治療“免費”嗎？ 疫情暴露出中國衛生投入的短板
2020.02.25 14:30 ET
2020年1月25日，市民在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等待醫療救治。（法新社）
武漢肺炎爆發後，雖然中國政府反覆說，治療肺炎免費，但仍有病人在付費。同時，疫情爆發期間，疫區的治療資源常常捉襟見肘。這些跡象都讓民衆質疑，中國政府的公共衛生支出能否滿足救災的需求？在中國龐大的醫療開支中，政府又到底有多大的投入？
新冠肺炎疫情給中國社會帶來多方面的挑戰，尤其對中國政府的救災能力是一種檢驗。
武漢肺炎在1月20日由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通過官媒確認“人傳人”之後，中國政府宣佈了多項救災措施。其中，財政部和醫保局聯合下達通知（《關於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醫療保障的緊急通知》），要求各地醫保及財政部門保障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就醫，患者的費用在基本醫保、大病保險、醫療救助等按規定支付後，政府財政會對個人負擔部分進行補助。外界普遍把這一規定解讀爲，確診患者可以免費治療。
官媒隨後也進行了大量的宣傳。
免費治療、應急儲備：問號一個接一個
本臺記者就此採訪到武漢本地的幾位病人家屬。其中一位不願具名的女士告訴記者，她的家人正在鐵路中心醫院救治。
記者：你們住院的費用是政府負擔嗎？還是自己付錢？
女士：暫時還沒有明確。應該是政府付款吧？！
但武漢市民徐勇說，他的父親在武漢鋼鐵公司職工總醫院救治期間，有收費。
曾通過社交媒體廣泛揭露武漢疫情的市民方斌也拍攝到一家武漢醫院收費的情況，“不是說了免費嗎？（另一個人）只有金銀潭醫院免費。”
除此以外，社交媒體上還流傳着武漢之外的其他城市對新冠病毒感染者收費的案例。
在對感染者收費的同時，各地醫院還存在嚴重的醫療資源匱乏的情況。在疫情爆發初期，湖北就有三十多家醫院對外公佈接受社會捐贈的通告，北京等地也有醫院發出了類似的通告。而正式公佈疫情後一個月，全國不同地方依然存在嚴重的醫療物資匱乏。據中新網19號報道，並非重災區的成都市多家醫院開始大量自制醫用口罩。
種種的情形都讓民衆質疑，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公共衛生危機，中國政府是否有足夠的物資和資金準備？
問題叢生的醫藥儲備制度
質疑的矛頭首先指向了中國的醫藥儲備制度。1970年代建立的醫藥儲備制度，進入21世紀以來，經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國家突發公共事件醫療衛生救援應急預案》等法律法規的改進。但在經歷了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和2009年甲型H1N1流感等災難的多次考驗，從這次新冠疫情的應對情況看，這一制度依然存在很大的問題。
抗病毒藥物、消毒液、聽診器、N95口罩和防護服等醫療物資由政府指定的國家醫藥儲備企業生產儲備，但據中國官媒《光明日報》的一篇評論文章，這些企業存在國家資金補貼不到位、補償不合理的問題，這給疫情期間緊迫的物資供應帶來了很大的阻礙。《南方週末》在報道中指出，國內所有生產防護服的企業一起供應武漢，也只能滿足需求的三分之一。
醫藥儲備國家資金不到位的問題在近幾年中國衛生政策的研究中屢有提及，它實際上已經成爲了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主要障礙之一。本次疫情中醫藥物資的普遍缺乏，也使不少網友對中國政府的公共衛生支出提出了質問。
公共衛生支出爲何捉襟見肘？
中國財政部部長劉昆2018年底曾公開表示，中國政府醫療衛生投入在國際上比較起來，不但水平合理，也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曾長年參與中國公共衛生研究的世界銀行專家塔尼婭·蒂姆察臣科（Tania Dmytraczenko）告訴本臺記者，中國政府的衛生支出增長較快：“中國的公共衛生支出在過去十年有較大的增長。我們的研究顯示，這種支出在未來多年將進一步增長，因爲中國與其他國家相比，是從很低的基數開始的。”
據《2017年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鑑》，中國政府公共衛生投入2010年爲5732億元，到2017年已經達到13910億元。在絕對數增長的同時，政府投入佔衛生總費用的比例卻並沒有顯著提高。2010年的政府衛生投入佔衛生總費用的28.69%，2017年的這個比例也僅爲30%。
政府衛生支出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也偏低。據澎湃新聞網報道，中國的廣義政府衛生支出在國民生產總值（GDP）中所佔的比例從2012年的2.9%上升到2016年的3.3%。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7年的報告，同一時間，中高收入國家的廣義政府衛生支出在GDP中所佔的比例從2012年的3.4%上升到2016年的3.7%。所以，中國政府衛生支出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與中高收入國家的整體趨勢一致。
但世界衛生組織在《2013年世界衛生報告：全民健康覆蓋研究》中指出，一個國家的廣義政府衛生支出要在國民生產總值中至少佔5%，纔有可能實現健康全民覆蓋。所謂廣義政府衛生支出包括政府的一般財政支出和醫療保險。中國的數據顯然離這個標準還差距甚遠。
中國政府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增長緩慢的同時，居民個人的衛生支出卻呈現快速上升的勢頭。世界衛生組織在其報告（《2010年世界衛生報告——衛生系統籌資：實現全民覆蓋的道路》）中強調，一個國家衛生總費用中居民個人支出比例要維持在15%至20%，纔能有效避免因醫療產生的經濟災難，或降低因病致貧發生率。而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歷年發佈的《我國衛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中國個人現金支出在衛生總費用所佔的比例近年來不斷下降，從2010年的37.5%下降到2018年的28.7%。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7年的報告，中高收入國家個人衛生現金支出的比例從2010年至2015年基本維持在31%左右。所以，中國的個人衛生支出比例基本與中高收入國家一致。
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陳秉中告訴本臺記者，政府投入偏低，而居民個人支出偏高，讓人深思：“這要說到這個政府到底是爲誰？就是說，沒有真正把老百姓的健康擺在重要位置上。那錢幹什麼去了呢？都撒到別的地方去了。這就叫本末倒置。”
醫療資源的使用欠公平
普通民衆在衛生投入上擔負着較高比例，還隱含着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因素。
世界銀行的公共衛生專家塔尼婭·蒂姆察臣科指出了中國衛生個人支出比例偏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很多這樣的支出其實是過度醫療的結果，醫生有時開具的醫療服務和藥物未必是病人需要的，或者是無效的，有時甚至是有害的，因爲他們需要增加收入。”
陳秉中還指出，居民個人支出高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這個體系受到權力支配：“你別看政府整個的衛生投入比較低，但其中有相當高的比例都給誰了呢？給高幹了，花多少錢都給你花。”
中國官媒《中國青年報》2006年曾報道，國家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在一次會議上援引中科院調查報告披露，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爲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爲主的羣體服務的。這則消息後來由中科院闢謠，說未曾有過這樣的報告。但這則新聞被人民網轉載，至今仍在其網站上。
據香港《文匯報》報道，最近湖北副廳級官員陳北洋全家感染新冠病毒，但以醫院沒有副廳級病房爲由，而拒絕入住醫院。
世界衛生組織在2016年的報告（《中國-—世衛組織國家合作戰略(2016―2020）》）中指出，居民的高額自費支出是妨礙中國衛生服務公平可及的主要因素。
記者：王允 編輯：申鏵 網編：瑞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