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12月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共决定着手改善三大社会问题，其中就包括仍然严峻的贫困现象。美国华盛顿一知名智库周四就中国扶贫进程和未来动向进行了探讨。
著名国际关系智库“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周四在华盛顿召开了座谈会，探讨习近平三大攻坚战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贫困。与污染和信用风险相比，贫困话题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颇受国际社会关注。
出席座谈的嘉宾有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学院副教授卢可欣（Kristen Looney），霍普金斯大学“中国基层行动”组织创办人石文安（Anne F. Thurston）和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葛强（John Giles）。
其中，卢可欣长期研究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石文安的组织长年活跃于像青海这样的中国边远地区。葛强关注发展中社会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的问题，而他近日曾去湖北参与农村土地使用机制的调研。
主持人甘思德（Scott Kennedy）首先向与会者展示了世界银行统计的一组反差明显的图表。从极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成就显而易见。在1981年到2010年间，中国极贫人口比例从84%骤降至12%，相当于最初的七分之一。相比之下，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印度从60%降至33%，降幅不到一半。世界最贫困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同期仅从51%微降至48%，没有任何显著改善。而从发展中国家整体来看，极贫比例由原先的52%降至21%。换言之，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时极贫人口比例较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要高，但近年来此数字已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三位嘉宾都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卢可欣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农村建设充满了跌宕起伏。她说，中国农村实现快速脱贫尤其得益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去集体化”（decollectivization）指导方向，也就是中国所谓的“包产到户”。这个中国属性极强的词汇和农村土地私有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还涵盖了中国从重工业向轻工业的过渡、取消粮食配额制等政策。她表示，“去集体化”开启了中国脱贫的大门。
“很多人认为 (去集体化) 是中国扶贫进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它促成了国家经济的腾飞。农业私有化使众多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得以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
但她说，农村经济“去集体化”过程中衍生出的问题逐渐在上世纪90年代凸显。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地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不相同。沿海地区普遍是农村生产体制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而边远的内陆地区通常发展迟缓。同时，由于地方政府需要开始寻找自己的资金源，强制征地和税收乱象开始在农村蔓延。虽然在胡锦涛的任期中，地方繁重的税率得到大幅减免，但政府侵吞土地的问题却越演越烈。
同时，胡温时代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开始。大批农村劳动力自愿搬入城镇务工，而地方政府也开始系统性地重新安置边远农村人口。当卢可欣向与会者展示她在江西瑞金拍摄的一处农民安置点照片时，台下有不少美国观众惊呼其外观的奢华。但她指出，当时瑞金地区各地方政府都被上级要求效仿这样的安置房设计。在她看来，这样的照搬忽略了地域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差异。卢可欣观察到，在习近平上任以来，农村安置项目从原先的千篇一律变得更加个性化了。
石文安则向与会者分享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差异。她于2001年冬带领一批学生考察了青海省的农村地区。自那以后，她成立了“中国基层行动”组织（Grassroots China Initiative），致力于协助青海当地的非政府组织提升农牧民的生活生平。
她向观众展示了一张青海牧民安置点的照片，背靠绵延山脉的密集砖瓦房之间却寻不到一点绿。她说，这和他们曾经日夜相伴的草场环境大相径庭。她还向观众展示了行程中拍摄的玛尼石堆。她介绍，这些石块在藏民看来具有神圣的宗教意义，但她在玉树地区拍到的一处屠宰场废水处理池的照片却令人咂舌：这块池子是用玛尼石垒成的。由于藏人信佛不会从事屠宰生意，石文安断定此池是汉人建造的，她说这显示了汉人对藏族文化的无知。她表示，如果你既是少数民族又很贫穷的话，以民为本的基础设施建设便尤为重要，但中国政府经常在文化属性上犯无知的错误。
“（玛尼石建造的处理池）是对藏人极大的冒犯。我认为我们是很难从数量上来定义什么是种族歧视，但我认为这张图很好的反映了中国农村日常生活的一个艰难片段。”
世行经济学家葛强则特别指出了中国在2003年和2012年相继启动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他表示，这两个受众群体庞大的扶贫项目改善了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葛强说，在他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到访中国农村时，当地人普遍抱怨生第一次病，家庭存款就大打折扣，生第二次病他们可能就从温饱户又沦为贫困户了。他说，近十余年来中国政府在农村开展的这两个民生工程的确增强了农村人口的经济安全保障，同时也为温饱农业向市场化农业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座谈结束前，嘉宾们讨论了中国扶贫进程的一条拦路虎—户口。葛强表示，户口一直是个敏感政治问题，因为它关系社会太多人的利益。而废除户口很大的障碍就来自于城市人口。他们普遍不愿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里，因为这会冲击城市相对优越的教育资源。城里人普遍还会担心户籍制取消后，农村学生会和城市学生在高校录取时平起平坐，进一步增加高考压力。
但不管怎样，座谈主持和嘉宾对中国扶贫有一个共识。甘思德最后这样总结说：“中国农村的发展毋庸置疑，而这也必定在重塑中国社会。”
记者家傲 责编：申铧 网编：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