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宜冰和乐水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太多的劳资矛盾，典型的、非典型的，暴力冲突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劳资矛盾从何而来？因何而起？对立情绪为何不断升级？劳动关系的未来何去何从?
文章说，中国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同时也处在一个社会矛盾的突发和高发期。劳动关系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已经成为观测社会矛盾的一个“晴雨表”。
官方信息证实，2008年劳动争议呈现猛增之势，各级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受理劳动争议均明显上升。据全国总工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8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共受理劳动争议44.6万件，调解成功17.1万件，成功率约为38% ；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劳动争议96.4万件，结案86.1万件，结案率为89.3%；各级人民法院审结劳动争议案件28.6万件。与上年同期相比，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受理争议增长4万件，增幅为9.9%；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案数增长34.3万件，增幅为98%；人民法院审结案件数上升93.9%。
文章指出，2009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滑坡和内需不足极大冲击着实体经济。与此同时，劳资矛盾也进一步凸显。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近17万件，同比增长30%。另外，部分地区案件增长尤为明显。今年一季度，广东、江苏、浙江增幅分别达41.63%、50.32%和159.61%。最高人民法院在综合分析当前劳动纠纷案件呈现的五大特点后认为，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已成为民事案件中增长幅度最快、涉及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社会关注最多的案件类型。
文章表示，虽说任何社会都无法杜绝劳资矛盾，但矛盾数量逐年攀升并呈井喷之势，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常态。劳资关系现状让人担忧。
美国民间机构“中国信息中心”的杨黎莉表示，文章作者这点是说对了：“它这个观点还是很有意义的，近年来呢，中国大陆的群体事件越来越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劳资事件，但是我们知道除此之外呢，还有好多是跟拆迁有关的，环境有关的，但是它提出说‘劳资方面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相信是有一定道理的。 ”
劳动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如果没有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但是，呈猛增之势的劳资纠纷，只要遇到足以激化矛盾的“星火”，就可能诱发谁都无法忽视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一段时期以来，甚至直至今日，在一些地方官员的眼中，总是带着“有色眼镜”审视群体性劳动关系矛盾。不是认真分析事件的起因，而是视之为洪水猛兽，一旦发现便采取强硬手腕，试图借助治安和刑事手段，对群体性劳动关系矛盾形成高压态势。
文章作者强调，事实上，现阶段中国的群体性劳动关系矛盾，正如有关专家分析的那样，多为诉求目的明确、组织化程度较高的“集体行动”，是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合理表达和解决的产物。
美国纽约大学的法学教授虞平先生认为，中国的民工是利益受受损最严重的群体：“很多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面从事那些危险的，繁重的，也是有害健康的工作，他们不仅得不到劳动保护，而且他们在工资待遇方面是在完成工程以后才收到薪水，应该是付出劳动以后他们就应该收到工资，可是长期以来他们没有得到。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应该要采取一些积极措施。”
文章提议，解决目前劳资纠纷多起，应该采取“集体谈判”的方式。文章说，产生于18世纪末的集体谈判制度，在欧洲和美国，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一种“润滑剂”。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排除暴力冲突，劳资双方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通过集体谈判来达成利益关系平衡，是经历多次“破坏性博弈”之后的一种选择。
对此，杨黎莉先生却认为：“2007年 集体谈判发生过，但是当时主要是针对在中国的一些外企。但现在就说这种方式如果拿过来用在国企，让工会和国企之间进行谈判，会不会起到这个作用呢？现在看来还很难说。作为国企呢它的资方当然是国家，而工会又是政府组织的一个机构，这样两个都是官方或者半官方的东西来进行利益博弈的话，那么，劳方能不能在谈判中得到应有的利益呢？”
文章还指出，中国工会管组织卡拉OK、发电影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