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人民日报》8月29号报道说，目前全中国律师从业人员在数量和规模上大幅提高，与30年前《中国律师暂行条例》颁布之初的200余人相比，目前全国专职律师已超过17万人。虽然律师业务领域正在扩大，但各地的发展并不均衡。全国近3000个县中，仍有210个县没有律师。就这一现象，在北京的莫少平律师表示：
“中国律师本身的发展人数发展到十七万多人，律师所涉及的领域确实也是越来越广泛，无论是金融、房地产还是很多高科技等等。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好坏实际上有时候并不取决于法官的多少，更不取决于警察的多少。实际上是应该看这个国家律师制度是否完备、律师本身是否能够独立地为他的当事人去提供这种优质的法律服务？中国律师现在有十七万多人，比法官少得多；第二要从人均来讲，中国的律师人数还不能说有多大，是远远不够的。律师数量的增加我认为无疑对中国法制建设的推进、完善肯定是有益的。”
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学者滕彪也表示，法律从业人数的增加有助于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但在统计数字之外，在中国，律师自身权利没有保障的问题也值得全社会关注：
“法律从业者尤其是律师的人数增加对于一个国家的法制进程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一些维权律师在公共事务案件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整个法律制度的一些缺陷吧，律师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很多人权律师经常受到骚扰甚至年检通不过或者被吊销律师执照，还有一些律师被劳教判刑。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根据中国全国法院2009年的数据统计，虽然法律诉讼仍然占律师业务的主要比重，但刑事诉讼的辩护率却相对较低。2009年，全国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达76万件左右，刑事诉讼率为52%，其中有律师参与诉讼案件还不到25%。莫少平律师认为，中国律师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
“中国本身律师这种机制有一个叫两结合的体制，既有律师协会又有司法行政机关。而且在对律师的管理的权限方面，司法机关他们对律师的这种管制的权力要比律师协会要大得多；另外一方面，中国律师他在执业方面还要遇到很多困难，比如说会见当事人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等这几难，那都是普遍存在的。也导致刑事辩护律师出庭率非常低。实际上刑事业务这方面是和基本的人的权利、一个公民的权利联系最密切的一个领域，但是恰恰这个领域在中国目前来讲实际上是不尽人意，也就是很多律师实际上是不愿意去代理刑事辩护业务的。”
广州的唐荆陵律师认为，中国律师业在各地发展不均衡现象，不仅反映出律师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也反映出中国政治制度对律师行业的影响：
“最近这两年从十五万到十七万花的时间很长，并且基本上就稳定在这个数字附近。这个实际上也表明律师在中国社会当中他所能发挥的作用按照目前这种司法所处的地位的话可能就在这里了。一方面我认为是经济增速的限制，第二方面也包含了制度上对律师的限制。让这个职业给新的进入者提供的发展空间不大。当然了从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法律服务它还是有很大的司法需求的。因为政府限制公民结社呀，限制这种ＮＧＯ的存在极大地压抑了下层民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的空间。这也导致法律市场的进一步的扩大遇到了一个瓶颈。所以，这个行业也深深地受到政治制度，及整个司法在国家政治制度的地位的影响。”
唐荆陵律师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现行司法制度缺乏应有的独立性，虽然律师人数有所增加，但并没有改变律师在法律程序中处于弱势的状态：
“因为整个律师制度在中国法律当中他的地位是很弱的一环。他的地位是缺乏政治上的保障的，就因为在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它没有三权分立。虽然有些领导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会胡扯中国的司法是独立的，但是等到他们自己发表声明说那中国是不是三权分立呢，他们又会明确地否定中国不是三权分立。这种情况下，司法处在很弱势的地位，只是属于政府当局的附庸，或者说只是统治集团的法律工具。这种情况下，那整个司法的地位就已经是很弱了。那它就不具备这种维护司法独立的这种政治的功能。所以呢就是在中国大陆十七万律师的数量相比，那些敢于办人权案件的，并且以这个名称为自豪的律师那是很少见的。”
今年三月，中国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司长杜国兴也承认，与目前中国律师业持续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东部与中、西部省份律师业务发展的不同步，这一现象令人担忧。中国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律师业务领域和覆盖面上，与东部较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