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程益中:《新京報》、中國言論環境的“拐點”和對同業的期待


202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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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111.jpg 資深中國媒體人程益中(維基百科)

11月11日對很多人來說是中國網購狂歡節,但是您也許不知道,今年的這天也是《新京報》成立17週年的日子。這份中國首家跨地區、南北聯合辦報的試點,曾經是中國媒體帶動政治社會改革的曙光,也曾承載許多中國報人的職業希望。前《南方都市報》總編輯、參與《新京報》創刊的首任總編輯程益中,接受了本臺記者唐家婕的專訪,談到他創立《新京報》的經歷和對中國媒體環境惡化的痛惜。

 

 

責任感使我們出類拔萃

記者:您在當年《新京報》的創刊詞《責任感使我們出類拔萃》,至今在每年11月11日,都還被中國傳媒界人士轉發。當時你說,"多年以後,要一起回味走過的光榮與夢想"。17年後,您對《新京報》最深刻的記憶是什麼?

程益中:參與牽頭創辦時,記憶最深刻的是與當時的光明日報社、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等黨政機關打交道過程中的點點滴滴,辦理批文過程中的一波三折、背後的政治角力和拉鋸戰、還有我起草發刊詞被審查修改的萬般無奈。

記者:您在《南方都市報》主政期間,堅持做了有關"收容打死孫志剛事件"及揭露政府瞞報非典型肺炎的報導,您是怎麼抉擇的?有料到會帶來牢獄之災嗎?

程益中:我當時的想法是,一定要趕在宣傳部禁令下達之前,把修改完善的定稿發出來,一次性捅破窗戶紙、掀開遮羞布。當時我意識到,這對我的職務和職業生涯有巨大風險,但沒意識到當局會利用司法構陷我、迫害我。

職業生涯的兩大事件:非典、孫志剛案

記者:現在回頭看,您認爲中國媒體環境的關鍵轉折點是什麼時候?

程益中:我現在回想起來,有一個很重要的轉折年份:2003年。2002年中共政治班子輪替,江澤民交權給胡溫。胡溫一上臺,中國媒體抱有很高的期待,以爲被江澤民中斷13年的政治改革就要啓動了。

當時連新華社都用了一個詞叫"胡溫新政",爲圍繞中國即將開起的政治改革提供很多需求。整個社會的氛圍是很樂觀的,以爲經濟發展到一個程度,政治改革就呼之欲出。

後來,非典就來了。這期間剛好我在主政《南方都市報》。到了四月份,《南方都市報》又報了一個孫志剛案,這兩件大事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是很大事情。現在我回頭想,也是這個國家重大的轉折點。

清算報人 政局維穩

記者:也就是在這段時間您從南方到了北京參與《新京報》創辦,這段過程是什麼?

程益中:2003年下半年,我逐漸投入到北京籌辦《新京報》。在《新京報》開辦之初,還可以感覺到整個社會比較樂觀、向上、進取的那種氛圍,《新京報》的誕生跟比較樂觀的情緒是有關係的。

我在北京的時候也跟宣傳署、中宣部也有密切聯繫。我能夠感受得到,當局有點意思希望《新京報》接下來爲中國政治改革的風向標。我也挺樂觀的,覺得國家還是有點希望。短時間內,《新京報》就給批准,也辦下來了。

到了2004 年,我自己開始慢慢感覺到,我在辦報期間,我看到了一個重要的信息文件,大概是2003年國慶節前後,江澤民寫給胡錦濤中央政治局的信。這封信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大致的意思是以胡錦濤爲首的黨中央,前段寫到整個成立一年來形勢很好,但後半段說,中國的知識界、有自由化思想的人士、對黨不滿的知識分子,又在鼓吹政治改革,對黨提出很多不切實際想法和要求。這對於黨的領導來說,是很嚴重的事態。

這事我後來纔想起來,這就是爲什麼這個國家會出現這樣一個拐點。

胡錦濤也批示,說朝鮮遇到經濟困難,但朝鮮政治控制得好,朝鮮勞動黨穩定……。大意是胡錦濤號召中共在政治上學習朝鮮。

2004年發生"南都案"後,我是2004年3月19日被抓進去(刑事拘留)。這段時間我能感受到中國言論環境在急劇縮緊和惡化。

記者: 我們知道你在2004年3月19日因涉嫌經濟犯罪被抓捕,但是在8月份因爲證據不足而免於起訴,獲得釋放。外界普遍認爲,你的被抓和《南方都市報》報道“孫志剛案”和薩斯事件有關。那麼你具體從哪些方面看到言論環境的惡化?

程益中:我還沒進去(被關押)前,我對"南都案"進行奔波呼號。首先是還能上很多外網;第二,還能在很多論壇上發出各種聲音。

2004年8月27日我(被釋放)出來,短短几個月時間,讓非常震驚的一件事是,我發現中國所有的外網都上不了了,很多論壇都被封了。我認爲這事是整個輿論環境惡化、收緊的一個轉變。這是很有標誌性的。到我出來之後,整個新聞行業就已經被完全牽制住了。

另外,2003年開始,"維穩"這一詞成爲中國媒體頻繁出現、中國共產黨首要的工作目標。"維穩"成了中國政治頭號詞語,不是經濟發展、也不是改革。

中國宣傳口達到前所未有的自信:一切可控

記者:在接下來十幾年的中國媒體環境發展中,還是有幾次讓人短暫看到希望?

程益中:陸續有過幾次短暫的希望,比如08年奧運會,人們期待也得讓外國記者上網吧。但遇到汶川大地震、加上霧霾等環境問題惡化,防火牆越來越強。12、13年互連網的發展,又有一個希望,但還是再度落空。

記者:現在呢?在中國做媒體還有空間嗎?

程益中:早就沒有希望了……,早就沒有空間了,沒有的。

記者:在中國國內,還是有記者在努力着,爭取那麼一點點的自由?

程益中:應該說是,在當局看來,現在一切都是可控的了。在完全一個可控的狀態下,整個新聞輿論的控制沒有任何問題。

記者:今年截止到最近,中國發放了20多萬記者證,創史上新高。現在的輿論環境和中國記者證發放創新高有什麼關係?

程益中:首先,現在所有媒體都是被要求姓黨的。只有國家登記的、黨的、有正式出版批文的媒體,通過考試、學習馬克思主義新聞,才能獲取記者證。記者證的發放跟中國新聞環境的活躍程度,一點關係也沒有。

一是中國官方宣傳口更自信了。(中國政府)自信在終端(記者)及信息的控制上,已經到了完全掌控的狀態。而有記者證,控制起來更簡單了。再搭配上強大的防火牆的信息控制。

沒有新聞自由就沒有政治改革

記者:11月8日是中國記者節,對於還在中國做媒體的同行,您想說些什麼?

程益中:我還是很敬佩在中國持續採寫新聞的記者。現在在中國作這件事,非常不容易,非常難。我祝福他們,還能夠透過這個行業勉強的養活自己、養活家人,希望他們職業生涯能順利,不要遇到不公的對待。

我也希望他們能夠守住不作假新聞、不給老百姓洗腦的底線,繼續維護新聞這個行業的尊嚴,和起碼的職業操守。

雖然可能不存在,但我還是希望中國能走向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一天。如果中國沒有走向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我認爲中國是絕對不會走向改革、或是我們希望的民主化道路。

記者:謝謝您接受本臺的採訪。

 

(記者:唐家婕  責編:申鏵   網編: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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