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不自由 外國記者在華採訪依舊阻礙重重
2022年3月31日，中國警察在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外驅逐記者。
美聯社圖片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週三（3月1日）發佈一份報告，外國記者2022年在中國經歷了廣泛的疫情管控、持續的騷擾和監視，新聞自由遭到嚴格限制。這些駐華記者具體的感受是什麼？他們的採訪對象又是如何應對的？
就在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CCC）發佈這份報告的前幾天，身在澳大利亞的華裔異見藝術家巴丟草在推特上透露，有人冒充路透社記者向他套取海外異議人士的身份信息。路透社後來證實，該社兩名駐中國記者的身份被盜用。巴丟草在接受本臺採訪時表示，這很可能是中國公安所爲。但本臺無法獨立證實這一說法。
這則消息傳出後，一時讓在華外媒有些風聲鶴唳。本臺記者採訪到一位在北京的外媒記者，在十分鐘的採訪最後，她一再詢問記者的身份，希望確認記者確實來自自由亞洲電臺，“我今天剛剛看路透社的報道說，有中國官方人員假裝是外國記者的事情，所以我真的是很小心。”
恐懼其來有自
出於安全原因，這位記者不願透露她的真實姓名和她所在新聞機構名稱。她的這種恐懼或擔憂對於在華外國記者來說，似乎不難理解。駐華外國記者協會週三發佈的這份報告指出，近四成受訪記者表示，2022年，至少有一位他們的採訪對象因爲接受外媒採訪而受到中國警方的騷擾、拘留或其他負面後果；45%的受訪記者表示，他們的中國同事也遭遇類似的官方壓力。
上述匿名的外媒記者介紹說，他們在採訪有些敏感話題的人物時都有顧慮，“我們自己覺得，哎喲，如果我們找人採訪的話，會不會給他們帶來壓力？所以我們會考慮要不要做這樣的採訪，有這樣的顧慮。”
而這種顧慮並非存在於記者這一方。“709律師大抓捕”案主要受害者之一的一位人權律師匿名告訴本臺，他週三剛剛接到一個外媒採訪的邀請，希望與他談一談“709案”的內幕，但出於安全原因，他不得不婉拒。
另一位中西部某城市的市民接受本臺記者採訪時則指出，因爲自己是警方常年監控的異議人士，派出所多次給她打招呼說，不得接受外媒採訪。週三晚，她告訴本臺，“現在因爲我在爭取退休前的生活待遇，派出所希望我不要接受外媒採訪，今天‘某外國媒體’還電話我，我說不方便。”出於安全原因，受訪者不願具名。
她對警方的這種監控似乎已經習以爲常，她坦率地說，“我是全監控，包括所有電話和網絡。”
外媒記者對自身的擔憂
除了擔憂受訪者受到中國官方的騷擾之外，這些在華外媒記者同樣非常擔憂自己的安危和能否完成既定的採訪任務。2022年，由於中國很多大城市不時採取嚴格的疫情管控措施，外媒記者的採訪受到了很多的阻礙。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的報告顯示，近一半的外媒記者在2022年被中國官方以安全或健康爲由、拒絕進入或離開某個場所；而實際上，根據中國的標準，他們並不構成任何健康風險。更有超過一半（56%）的外媒記者去年被中國警方或其他官員阻礙採訪，這個比例比2021年稍低（62%）。
日本《讀賣新聞》記者南部清香去年2月就曾向記者透露，在李文亮去世2週年之際，她前往武漢採訪，遭到警方的全程跟蹤，“我此次採訪的目的是李文亮去世2週年。去了醫院、墓地，公安到哪裏都跟着我。”
南部清香在武漢的聯繫人當時告訴本臺，她的這次採訪非常不順利。南部清香還告訴記者，“我坐飛機回上海，那時候也有公安。”
前述那位匿名的外媒記者也向本臺記者講述了相似的經歷，“我不太清楚他們到底是誰，但是我們去武漢、廈門等地的時候，他們一直跟着我們，拍照、拍視頻什麼的。”
她解釋說，她還不屬於專門採訪敏感新聞的記者，比如去年12月初中國解除疫情封控前夕，她去武漢採訪當地人的生活以及封控情況，但採訪過程同樣受到跟蹤和監控，“比如我們去那個海鮮市場、還有武漢大學等地拍照，就這樣，他們就一直跟着我們。”
這位記者說，她至今還沒有遇到中國警方直接用暴力阻礙她的採訪，但她知道同行有記者遭遇到這樣的情況。去年11月底，上海“白紙運動”期間，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勞倫斯（Ed Lawrence）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採訪抗議活動時、遭警方毆打和拘押，引起世界輿論的譁然。
阻礙手段花樣翻新
中國官方對外媒記者採訪的阻礙手段遠不止這些直接的監控、跟蹤或阻攔，也有一些看似比較正式的渠道。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的報告指出，超過一半的受訪駐華外媒去年沒有等來新的記者J-1工作簽證；在那些沒有得到記者簽證的人當中，有六成被告知，因爲地緣政治緊張的關係，他們的簽證被推遲了。另外，去年中共二十大召開期間，有近四成的外媒記者沒有獲得採訪申請的許可。
這份報告總共採訪了102位駐華外國記者，他們分別來自30個國家或地區的新聞機構。
這些做法顯然給外國記者在華採訪帶來了不便。據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發佈的2022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國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75名。
記者：王允 責編：鄭崇生 網編：洪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