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九成公众担忧“新富家族”权钱联姻

官方媒体最新公布的社调结果显示,目前有近九成中国公众对“新富家族”与公权力的利益交织感到忧虑。权贵资本主义与权钱交易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埋下隐患。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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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的人民论坛杂志社近日就目前中国公众对“新富家族”的看法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和新浪网进行了一次“千人问卷”调查。参与调查的总人数接近5千。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九成的公众对如何实现“新富家族”与公权力切割、做到官商分离表示出最大的忧虑。报道说,2009年中国有约3千个家族,平均财富超过5亿元人民币。在过去10年,被“胡润百富榜”收录的1300多名企业家当中,有48名因与“公权力”关系过于紧密,而受到法律制裁。公众戏称“百富榜”为“杀猪榜”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新富家族”的成败取决于与“公权力”的利益化联姻。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夏业良认为,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看,权力垄断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竞争机制,而政策制度的不透明也为消除权力腐败增加了难度:

“三千个家族里面过去有一个说法是90%以上都是属于有权贵背景的。这就说明了在中国的这样一个市场化进程中,主要得益者是有官僚背景的、有权贵背景的家族。可以反映出我们这个市场是不是真正的市场化?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化?还是权力配置的市场化?如果要是讲靠垄断权力、垄断资源甚至是非法地掠夺来取得暴富这样一个路径的话,大家是无法接受的。特别是有一些隐性富豪,比如说李鹏家族,比如说温家宝呀,还有胡家家族的财富到底有多少?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获得的这些财富?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还是一个不透明、不公开的东西。”

人民网公布的调查结果还显示,另有近八成的公众对利益化的官商交织表示反感,认为这是影响“新富家族”群体形象的最主要原因。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在建政之初,将中国民间的财富家族几乎扫荡铲平。而当前,中国“新富家族”的形成则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因素。旅美中国社会学者程晓农认为,在中国,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新富家族”的复生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

“这个基本上还是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新的富豪们通过一系列别人不容易得到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多半也是与官员合作才能实现的。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国任何人经商只要做到稍微大一点,他就离不开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种种合作和通融。问题不在于说中国存在着官商勾结这样的腐败,而在于所有这些现象在中国现在都处于不透明状态,也正应为如此,现在民众对于这种新权贵、新富豪的社会不满是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最后发展成了所谓的仇官、仇富情节。如果说中国社会稳定存在着最大的威胁,这一个才是最大的威胁。”

报道说,目前中国新生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草根崛起。二是在体制内起步,本身亦官宜商,头顶红帽。例如今年中国500强企业沙钢的沈文荣和惠州市政府官员李东生通过企业改制,政府成为最大股东,最终获得企业的控制权。三为红色家族,他们多从事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和房地产等行业,以其政治资本,轻易实现了巨额财富的聚集。报道建议。执政者需要具备战略思维,对“新富家族”必须加以引导,防治权钱联姻,避免“权贵资本主义”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旅美社会学者程晓农对此认为:

“由于这个新富豪阶层的致富方式本身实际上是对正常经济秩序和正常的市场经济的一种破坏,是一种不公正的竞争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富豪们对社会做贡献有两类,一种是政治性的,一种是纯社会性的。政治性是指他们愿意推动社会的政治进步,这点我们可以基本排除,因为他们靠的就是现状才能够致富的。如果真的有政治进步了,他们的种种致富机会就会消失;另一方面在纯社会层面比方讲富豪们拿出一点钱财来从事一点慈善性的活动,并不是捐了一点钱以后他们就因此可以摆脱社会对他们的敌视和不满。实际上我想社会对他们最大的不满是他们的存在本身或者说他们这种存在方式本身。”

报道还指出,由于近年来日益受到诟病的权力资本和权钱联姻,目前中国“新富家族”的构成不但存在诸多隐忧,也为其自身蒙上了阴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新华社报道说,王家岭矿难抢险总指挥、山西省副省长陈川平说,“王家岭矿难就坏在这个‘勇争第一’上。”据了解,该公司2010年奋斗目标是产值6亿元,利润3000万,成巷进尺39000米。在这个目标下,公司对于各个施工单位实行“进尺考核制”。该公司将井下各个工程掘进段分包给各个工程队,并给他们下达每日进尺任务。工程队每班的进尺任务为2米,掘进的多了受奖,少了则会受罚。王家岭煤矿所在地的山西乡宁县政府官员胡先生说,多名矿工反映,矿领导最看重的是矿井的建设速度,忽视了安全生产,

胡先生:"这个煤矿别说县里面管不了,市里面都管不上。它是国家和省的重点工程。所以说咱们这儿只是配合人家具体有一些抢险工作需要一些物资呀,人力呀,县里面一些领导给人家调派呀。"
记者:"那县领导已经到现场去了?"
胡先生:"县领导这段时间就一直在现场。"
记者:"你知道困在里面的是不是你们当地的人呢还是外地人呢?"
胡先生:"有当地的,但是就是也有外地的嘛。它雇佣的工人好像主要是山西还有河南。"

王家岭煤矿抢险指挥部的黄先生说,事故发生后的3天是救援黄金时间,他们正在全力抽水排水,目前抽水量已经达到2000立方米/小时。照此进度,要全部抽完目前矿井内13万立方米积水,最少需耗时4天。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国际特赦组织批评中国保密处决的死刑犯人数

国际人权机构国际特赦组织在星期二发表的一份关于全世界死刑状况的年度报告中,批评中国政府保密其每年执行的死刑人数,并估计中国2009年可能处决了数千名死刑犯,再度成为全世界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就此所作的采访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说,中国仍然把关于死刑的信息当作国家机密。但是,据估计,中国是世界上处决死刑犯最多的国家,处死的人数超过全球其他所有国家死刑数量的总和,并且远远超过第二名伊朗的388人。

国际特赦组织呼吁中国政府公布每年被处决的死刑犯的人数。国际特赦2009年的年度报告说,中国在2008年至少处决了1718人,但它在今年的报告中却没有对中国被处决的人数给予明确数字,只是估计被处决的人可能有数千人。国际特赦组织亚太部主任散姆-扎里菲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希望中国政府在执行死刑问题上拿出坦诚的态度:

“虽然中国曾宣布过它将减少死刑的判决和执行,国际特赦也对此表示欢迎,可问题在于我们无法证实中国真的在减少死刑。因为中国将所有死刑的信息保密起来,使我们无法知道死刑的真实情况。”

就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中国政府有关当局星期二做出反驳并声称,中国不但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有所减少,而且自从将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后,全国死刑的判决总数也有所减少。美国民间机构“劳改基金会”主任吴宏达表示,中国共产党一向以杀死“反革命分子”为荣耀,为何却突然开始就执行死刑保密呢?

“中国共产党以前总是那杀人作为一个正面的消息报道。就说镇压坏分子这是大快人心。每次都是在节日的前夕杀一批人,都要做给大家来看,当着几万人的面来杀一批人。认为这是国家的荣誉,国家的声望。也是老百姓所喜爱的,也是减少刑事犯罪,减少反革命行为的一个基本手段。可是通过02年不可以允许连法院里公布死刑的话也就公布一天,贴在门口第二天就拿掉了。就不贴了。家属也不通知。而且杀的人也不公开执行。”

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再次呼吁世界各国废除死刑,并说,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加入废除死刑的行列,或者在逐步限制死刑数字。国际特赦组织亚太部负责人扎里菲认为,国家不应该承担决定谁死谁活的这种责任。

国际特赦的报告指出,除了中国以外,2009年全世界至少有18个国家的714人被处死。而中国处决的人数至少有数千人,报告还指出,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地区为亚洲、中东和北非。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是对未成年人执行死刑的仅有两个国家,国际特赦组织指责这中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美国是美洲执行死刑的唯一国家,去年处决了52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