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的"白纸运动"世代：专访中国留学生王涵
中国留学生王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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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2月1日举行的声援中国"白纸运动"集会中，一个名叫王涵的25岁青年人向人群高喊"停止集中营"、"自由维吾尔"等口号，受到公众响应。自从"白纸运动"发生以来，王涵就以实名参与当地声援活动，本台记者孙诚就此对王涵进行了专访。
勇气会传染：王涵两年多以来的抗争之路
记者：王同学你好，首先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的是，我能够看到你一直在露脸而且实名地举办、参加一些与白纸运动相关的活动，那么是什么给了你勇气去这样站出来呢？
王涵：我觉得是国内的人民。因为英文里有一句话，叫“勇气会传染”（Courage always invites courage），所以我认为勇气是会传染的，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就像国内的彭载舟勇士，他在北京四通桥挂起抗争、反对独裁者的横幅的时候，我相信不仅是我一个人，成千上万看到那个横幅的人，内心都是受到鼓舞的。所以，我觉得当国内的人一点一点站起来，不仅是北京的彭载舟，包括重庆的超人哥，还有上海的民众走上街头，喊出反对独裁暴政的口号的时候，我自己内心也是受到非常大的鼓舞。
记者：实际上，在白纸运动之前你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是这样吗？
王涵：大概两年多吧。
记者：那么最早你做这些活动的原动力是什么？
王涵：有两件事情吧，我和很多朋友（说过），还有之前一些媒体采访过我，一件事情是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当时很多陆生，就是内地来的学生，有的是不敢关注香港反送中运动，有的是极力抨击香港人民的抗争。我一个人坐在自习室里，我怕别的陆生朋友看到，所以我一个人坐在自习室里偷偷看香港反送中视频，我偷偷去看黄之锋、还有張崑阳在美国国会的视频演讲。我看到了香港人民的勇敢，黄之锋和我是相似年纪的人，他在比我更年轻的时候就能有那么大的勇气，作出带领香港人民走上街头、带领群众去抗争的事情，我当时内心是非常鼓舞的；第二点事情是武汉疫情的爆发，我记得是方斌和陈秋实他们去当记者、去探索武汉疫情的起源。当时有一个场景就是，救护车里面尸体、尸袋有好多，从医院往出拉。我当时感觉心里非常非常难受，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就这两件事刺激了我，我一定要从事社会运动。
记者：你今年多大年纪。
王涵：25。
记者：是在读研究生？
王涵：对，研究生。
记者：当时在你的同学当中，你有没有跟人讲过你的这些想法？得到什么反馈没有？
王涵：可能大多数中国人，我是不会跟他们讲我的想法的，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有小部分关系比较好的。可能在当时，百分之七、八十的留学生还是对政治事件毫不关心，他们不关心香港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不关心中国的社会问题，就是所谓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听了以后也感觉无感，可能是铁拳没有打到自己身上。大多数中国人是无感的，还有一些中国人是非常反对香港人的抗争，还有一些其他所谓反共反华的运动。在那个时候，我是没有碰到比较“反贼”的人。
记者：那个时候你都参加过一些什么类型的示威集会活动呢？
王涵：我挑两个我记忆比较深刻的示威游行吧，一个是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香港人在洛杉矶举办了一个反对国安法，香港人去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活动。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么多人能够聚集在一块，大概有两、三百人吧。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阵仗，可能是因为疫情大家都缩在家里。但即便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香港人还有两、三百人站出来，他们愿意去反对中共的暴政，愿意去抗争极权。我依然记得，领头那个男生声嘶力竭地在喊，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对这个场景非常感动；第二个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活动是，今年年初，乌克兰被俄罗斯侵略的时候，当时我去参加乌克兰人民在洛杉矶举行的集会，他们抗议俄罗斯的侵略。有一个女生在唱着乌克兰的国歌，非常漂亮的乌克兰女生在流着泪。当时那一幕我非常动容，让我感觉他们在全身心地抗争、抗议、去投入社会活动，这对我感染很大。
曾感到非常孤独 白纸运动令王涵意外和激动
记者：白纸运动实际上有很多人都站了出来，你感觉所参加的这些活动和之前的抗争有没有什么不同？
王涵：我感觉虽然在国内的学生不会说，但是白纸运动很多时候是借鉴了香港的抗争经验，就是所谓的无大台。就是没有一个组织的，大家分散地去进行一个抗争，比如说清华的女生，并不是有一个组织叫她怎么做，她只是自发的。她根本不会想到，当天会有上百人聚集在一起支持她。所以我觉得这次运动，民众自发的情绪非常高。
记者：看到大家这种情绪，你有什么感受呢？
王涵：我非常地感动。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非常孤独。
记者：因为你之前讲过，很多同学是不关心政治的，或者是支持政府立场的人。这一次你能够感觉到多少比例的人被转变了立场？
王涵：我很难说。这个比例，说句实话，我非常难说。但是我是感觉，更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了。更多所谓不关心政治的人，当他们看到乌鲁木齐大火的时候，在里面的维吾尔人被烧死；当他们看到上海封城的时候，婴儿和父母分开隔离；当他们看到贵州的转运大巴，人们半夜死在车里的时候，我觉得，相当于他们的愤怒累积到了一个点，他们觉得他们要站出来。很多人对政治冷感，但我相信，对生命的共情对每一个个体都是存在的。
记者：白纸运动爆发以来，加州洛杉矶有很多集会。你参加了多少场呢？
王涵：我参加了很多场，可能自己也数不过来了吧。
记者：能不能讲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王涵：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在南加州大学组织的时候，第一我没意识到那么多人来。因为刚开始建那个群的时候，我说我要组织一个活动，我只拉了两个人，就我们三个人建一个群。然后，那个群慢慢从三个人一直发展到了二百人，最后来的差不多有二百多人。我非常感动。第二点是，在那个场域里面，我觉得留学生更加的包容，因为我看到了新疆来的维吾尔人，他们去反抗中国的封控暴行和集中营；还有香港人，他们背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子，在之前政治很对立的情况下，在那个场域里面所有人即便他们不一定政治的观点是相同的，但是我们都一样，首先是悼念死者，其次是支持白纸运动、支持这次抗争，然后去反对中国政府的清零暴行。
记者：你是南加州大学的学生。那么在你的母校南加州大学，经过这些抗争之后，你有没有感受到同学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王涵：说句实话，还没有，因为时间还很紧，可能只是这一两周才发生了这些事情。但是我感觉，至少我在做抗争的时候，有一些中国同学会向我竖大拇指。
记者：其实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我想问，对于白纸运动的发生，你有没有感到意外？
王涵：非常意外，可以说非常意外。其实说句实话，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的行为一直是持续在进行，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在哪一次进行的时候，人们的愤怒能达到一个累积的爆发点，恰好就是这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人们就是到了那个点，他们决定站出来反抗清零暴行。
记者：那对于这样一种意外，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王涵：我感到非常激动，因为我在演讲中，很多演讲也提过，很多时候我会觉得中国朋友或者说我认识的中国人，不是那么关心政治，对政治比较冷漠，但是这一次他们的勇敢出乎了我的意料。
记者：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这场运动的事情，下面还是想了解更多关于你的故事。能不能谈一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形成了这样的政治观点呢？
父母被国安骚扰暂不联系 虽害怕过仍会继续站出来
王涵：其实家庭是有很大的因素。我想，我的父亲和母亲从小给了我很宽松的家庭环境。我的父亲也没有过多地干预我，所以他也不像很多中国式家长那样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我父亲一直在体制内，但是他不是一个党员，所以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秀的品质。我在这里多补充一句，就是我曾经答应我的父亲我永远不要再参与政治活动，但是不好意思我没有做到。不好意思，我对不起他，对不起。
记者：那么你的家人现在怎么样？
王涵：我的父母之前是被国安骚扰，大概两次，在白纸革命前，今年有过一次、之前有过一次。
记者：你害怕吗？
王涵：说句实话，我之前害怕过。但是当我看到国内很多勇敢的人站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在一个安全的领域，没有理由比他们更担心，没有理由为自己的不勇敢去找借口。
记者：那么现在你的家人对你的这些行为有多少理解呢？
王涵：我和我的家人可能有一段时间没联系了。因为自从上次国安找过我父母以后，我父母就和我达成了默契，或者说我爸和我妈跟我讲，暂时不要和家里联系。
记者：他们无法跟你联系，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王涵：其实，我心情是很复杂的。第一，我有点担心他们。但同时，为他们感到轻松，因为他们放下了我的一个包袱。他们放下了我这个所谓不听话的孩子。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听话的子女，所以至少断了这层牵挂以后，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一种解脱。
挑战大一统思维 倾听维吾尔人的声音
记者：实际上，在你参与的活动里面，包括你主办的这场南加州大学的活动里面，你也谈到了有维吾尔人，还有香港人的诉求得到了表达。因为实际上白纸运动在各地有很多响应集会，这样的情况不是每一场集会都有的。请他们过来，你有什么样的用意呢？
王涵：首先，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人权状况是非常差的。但是我也跟别人提过，中国是人权状况很差，但是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们的人权状况是更差的。他们所遭受的是比中国所谓汉民族遭受的，更严重得多得多的人权侵害。所以我是希望他们来的。其次还有一点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可能很多汉族同学会有所谓大一统情节，但是我心里是没有大一统情节的，我希望很多人能够去思考这个问题。国家的建立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如果一个国家，它的建立是不断扩张的大一统帝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们的生活到底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呢？至少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很多人是遭受了很大的苦难的，包括维吾尔人的集中营，包括香港人，包括藏人。
白纸革命，自由万岁：为自己的责任站出来
记者：在这之后，你打算继续做些什么事情呢？
王涵：说句实话，我没有具体的计划。只是当国内的群众需要我的时候，当国内的人民需要海外的人民、海外的学生去帮他们发声的时候，我希望承担起我自己的责任。我做事情从来不是有目的性的。我觉得，就像八九六四骑自行车去天安门的年轻人说的一样，这是我的责任。不是因为我想做什么，而是因为那是我的责任。所以我希望的是，当历史走到那一刻的时候，我要勇敢站出来，我们这一代人要勇敢站出来承担责任。
记者：你还有多久会毕业？
王涵：其实看我的情况，可能是一个学期，因为我之前休学过。大概下个学期会去复学，我现在还是南加州大学的学生，只不过这个学期是没课的状态。
记者：等到毕业离开校园以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去继续参与这场运动。
王涵：只要有任何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勇敢地站出来，我会承担作为一个，不一定说是中国人，而是出生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有情感的人，我会承担这份责任。具体的计划，我不想当习近平所谓的“教师爷”，我不会制定一个计划告诉大家怎么做，而是当群众有什么自发性的运动的时候，我会站出来支持他们。
记者：好的，谢谢你。
王涵：等一下，我还想说一句话。（举起白纸）自由万岁，白纸革命！
记者：好的，谢谢。
以上内容是本台记者孙诚对南加州大学学生王涵的专访。
记者: 孙诚 编辑：何平 网编: 何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