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报道，指出了一个许多人早就注意到的问题。其实，一个人的语文水平在中国社会曾经颇受重视。一百年前中国废除了科举；废除科举是对的，但是科举以文章取人的制度延续那么多年却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如果连文章都写不好，你组织自己思维的能力就值得怀疑了，而组织思维、表达思想的能力对于一个做官的人来说至为重要。所以虽然科举早就废除，现在上大学仍要考作文。
事实上，语言不仅体现一个人的思想，还折射出一个人的素质和学养。
中国人的汉语应用能力总体下降原因固然很多，首先与整个社会风气重商轻文不无关系。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博士表示，商业活动在当下中国社会受到的重视远远高于语言文字工作所受的重视：
“社会上面现在比较多的都是经济发展方面的东西，挣钱、经商、搞企业这些方面比较突出的多一些，社会上大家都知道这些方面的人，但是对于在默默地做语言文字工作的人来说大家关心得还不够。中国人的汉语水平下降今天不是第一次讲，我觉得整体来说没有真正地重视，所以汉语水平持续下降。”
杭州作家昝爱宗认为，中国人总体语言水平的下降归咎于思想的贫乏和文史经典在阅读界的式微。他希望人们向精读过《史记》等经典的作家沈从文学习：
“汉语水平下降是肯定的，因为现在都是快餐文化，或者是人的思想文化的贫乏，教育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语言的贫乏。现代文化导致人的思想的贫乏，语言的贫乏。除了政治语言这种源头之外它没有另外一种源头，它接不上源头来。中国的古典文化典籍里面有很多丰富的语言，比如说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语言特别丰富，但是现在人们不会说那样的话了，说的都是官腔、官样文章、党八股文章，导致思想贫乏、语言贫乏，文化又没有来源，所以汉语表达水平也差了。并不是说汉语表达水平差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没有文化，中国历史上确实有灿烂的文化。如果孩子从小就接受这种（现代）文化，长大以后他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就必然会受这种影响，他的语言表达也是这种党文化的表达方式。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思想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多元；没有多元就没有灿烂的文化，就没有语言表达。除了四大名著，比如《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现在也没有跨时代的这种小说，说明现在文化是贫乏的阶段，所以汉语水平一直得不到提高。”
昝爱宗还主张取消小学阶段的政治课，去而代之以国学的教学，有条件的人—像童话作家郑渊洁那样的—不妨送孩子读两年私塾：
“能不能恢复私塾教育？从小学里面可以允许学生自己上私塾学校。私塾学校可能是专门的国学教育，算术也要学的，基础课程也要学，但是主要是扎实国学基础、汉语表达、汉语文化的熏陶，四书五经都要读，《史记》、《春秋》都要读。这样小时候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以后表达起来就特别好了。沈从文是中国最好的一个作家之一，他也没上过大学，他就是当兵的时候手上就两本书，一个叫《史记》，一个叫《圣经》。沈从文他后来的文字那么美，影响那么大，就可见这两部作品对他深刻的影响，沈从文受益于这两本书。《史记》当然是最好的，好多语言是很白话的，很容易明白的，虽然它有两千年的历史了。”
记者：“现在有没有私塾？”
昝爱宗：“有。北京有一个著名的童话作家叫郑渊洁，他的孩子叫郑亚旗。这个孩子在小学的时候上了几年就不上了，他爸爸就把他带回家，请老师，这就是私塾了。专门请老师给他上课教，这就是一种私塾的形式。公办学校如果把政治课、爱国主义课这些都取消，改为国学课、《四书五经》课这些传统文化的课，我想这些小学生从小就受到这个熏陶的话他们的汉语表达水也能得到提高。”
谢家叶博士表示，他认同有关中国人的汉语应用能力总体下降的评估，但是他认为，从事文史研究教学的人在维系汉语的牢固基础方面功不可没：
“从整体来说我觉得汉语的水平有所下降，而且下降得还是蛮明显的，大家基本上都看得出来，表现在年轻人写文章、说话以及报纸上的文章。从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来说水平不高，内容的水平也不高，实际上语言跟内容应该也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内容、文化上面的东西不是很好的话，语言上面也很难有很好的表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年轻人现在能够安下心来读书不是很多了。所以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汉语水平确实是下降。但是从专业方面来说，我觉得语言文字、文学专业的领域里面还是有这么一批人在默默耕耘。我是上海复旦毕业的。复旦、师大这些名校，我去看了看，我觉得我那些老同学他们还是在语言文字、文学方面的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所以基础还是在那个地方。”
据《中国青年报》 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77%以上的人认为提高汉语能力可以增加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