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億人都救不出一個小花梅 ......

2022.03.08 09:25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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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億人都救不出一個小花梅 ......
歪腦讀

在“三八婦女節”一定要談小花梅。今天,沒有什麼比這位正被束縛在精神病牀上的不幸女性的形象能更強有力地提醒,對婦女權利的歡欣慶祝離我們還非常遙遠。

小花梅——很多關心她的人仍懷疑這並非她的真名——以她的頑強倖存,最終等到了爲漫長而殘酷的性別暴力做證的機會,以她的精神疾患,無意地抵制和阻止了對暴力的正常化,而正常化,通過將暴力共謀地納入到婚姻家庭和社區的制度化日常當中,梗塞了多少受害者的眼淚,洗白了多少非人性。包括她身世的懸疑,都讓這樁事件無法被畫句號,無法被作爲一樁偶發“輿情事件”而解決和存檔。無法被解決在這裏其實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種最後的抵抗,拖住應該被問責人的輕鬆過關,也是一種道德責任,在暴力未受清算之前,這個社會多少是應受痛苦的,而絕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沒替小花梅和她的同命人分擔什麼。

在中國江蘇被發現的“小花梅” (網絡截屏/抖音/推特)
在中國江蘇被發現的“小花梅” (網絡截屏/抖音/推特)


本該屬於過去的故事從未被人聽見

我將盡量完全理解小花梅的命運,這是她這樣的受害者應該從我這裏得到的;想聚焦於自社會關注小花梅以來,這個“無法解決”的過程中的牽扯,尤其是女權主義者——事件中同情、憤怒和焦慮的一個異質羣體,爲何在已經做到當下可能的最大動員的時候,仍然無法就這一事件推動她們的議程。或者更直接地說,“十四億人都救不出一個小花梅”,那原因是什麼?

以強迫婚姻爲目的的拐賣的高發是一個歷史階段的現象,當初起的“改革”和“現代化”現金“到讓一些地區的父權結構能通過將女性商品化的犯罪來填充其自身的功能缺失,而又“落後”到讓小花梅和她的親人沒有跨越從怒江到徐州民族、語言、地域的重重障礙的自主性。其實有許多人以不同的方式血肉鋪墊了這個不均衡的“進步”的過程,只是從來沒有聲音。

小花梅代表了最底層的中國女性,極度貧困,沒有受教育,精神殘疾,甚至還“不好看”——如很多人評論的。然而她仍然稟賦爲父權制所需要的最本能的女性價值,就是她可以提供性和生育,而這樣的價值也是讓父權最可以剝削女性之處。很多普通女性都不得不用性、情感、生育、無窮無盡的家務和照顧勞動交換一個被父權所承認的立身之地,而對小花梅這樣被剝除了自主的女性來說,更嚴酷的是隻有被剝削,甚至都不存在交換。像她這樣的人,一次次次被販運出售,都是父權在尋求恰當地落實她那最基本的女性價值,而她只有以這樣被殘害的方式,才被父權制接納和允許存在。

董志民在父權制中也屬於最底層的男人了,然而他沒有性、婚姻和後代的問題仍然是這個制度所擔憂,甚至可能造成危險,因此樂見解決的。而小花梅,不需要有尊嚴也沒人在乎她是否被綁架而來,以一種完全被殘害的方式,滿足了一個男人和他背後的制度對女性的需求。那張漏洞百出的結婚證是充滿寓意的,不僅是對性別暴力的公然合法化,也表示一種個人和社區的修復,唯一的代價是將一個無名的女人強行吸納進去。

這本來只應該是過去的故事,既然從未被人真正聽見,也就很容易被遺忘,只當做所謂“發展的代價”。拐賣婦女犯罪在近年來的迅速減少的另一面,是父權正再次從它前不久犯下的罪過中若無其事地轉身。拐賣被導流到婚姻和家庭,暴力性隱藏,而對女性的束縛綿長,她們沒辦法反抗,也會最終放棄。然而,中國女性大衆從小花梅一代人那裏繼承而來、從未被真正療愈的對被拐賣的恐懼,即使已經不那麼“理性”,卻最終被證明是非常關鍵地將新一代的網上女性和小花梅,暫時超越階級區隔地聯繫在了一起。這種恐懼的內裏,是女性仍然深知,不管她們買了多少東西,增加了多少身價,她們的脆弱無助是因爲她們從來沒有被承認過是這個社會的主人。以及,她們意識到,自己並未遠離被還原到那種本能的女性價值的命運,因爲性和生育而被掠奪。而這個社會仍然是功能缺失,得強求女性填充卻無法保障和救濟女性的。

手機,網絡,快手,社會的不均衡正在消失,或許是以另一種不均衡的方式。小花梅的影像可以向所有人直播,一起本該屬於前現代的人間慘劇直接和當下的時間撞車。人們無法移開眼睛是因爲她們完全無法理解:怎麼現在還有這樣的事?花梅那無縫拼接在鄉村粗鄙日常中的悲慘,昭告天下,她所遭受的暴力從未終結,她那頸戴鎖鏈的形象,巨大地衝擊了人們的道德舒適圈,終止了已經習慣到自動化的認知失調機制,讓很多人或許久違地感到了一種無法逃避的苦惱,而讓另一些人再次激發起良知義憤。

小花梅在1998年被董志民從人口販子購得(網絡截屏/抖音/推特)
小花梅在1998年被董志民從人口販子購得(網絡截屏/抖音/推特)


“我們不相信”的尊嚴,是戰爭的最後一線

她破碎了人們對自己的國家的內在認同:它讓人羞恥和屈辱。就爲大國盛世敘事製造危機和點燃社會行動而言,沒有比這樣的個案更有力和安全的了,而且,如曾經有人分析過的,小花梅是一個真正的完美受害者,她身上沒有任何可以令人嫉恨指責之處,她也沒有條件因自己的言行而招致爭議,只受同情。她沒有表現笑和愛,個性和意見,是投射各種情感的最佳載體。這不是說有人利用了小花梅,而是說,她能連接的光譜在當今這個分裂極化的時代是特別寬廣,以及,通過她人們抒發了許多難以表達和不被允許的情感,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都試圖通過視頻聽讀小花梅到底說了什麼,他們試圖用自己的想象來覆蓋不可能的溝通,最流行的聽讀“這個世界不要俺了”,其實是非常文學性和適於大衆傳播的,傳遞了聽者的同情和感傷。當然,也許那也是小花梅內心的聲音,雖然我更傾向於認爲,想象能如此“理智”覺察過於低估了苦難對她的影響。

一整個國家被鼓起強烈的情感,很多人不斷流眼淚,無法睡覺,但是這些情感轉向行動的概率極低,一般都只是在朋友圈被消費了。那少數頑強而孤絕的行動,無論成敗,都是可貴的,而且,人們畢竟已經實現了一定的問責效應。可是,幾乎沒有人能聯合起來,或者發起什麼大規模的倡導。政府從來沒有失去過對局面的控制,並且能非常熟練地藉助網絡技術鎖定人和帖子,達到預先撲滅行動和審查信息,從而削除了行動發酵的危險。人們心情激越,相互看見,卻無法自由呼應,其實仍然是壓抑和分散的。如此大規模的事件,卻沒有釀成什麼強有力的訴求和主張,幾乎令人驚訝,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公民社會領導力已經幾乎不復存在,而更內在的是,這個體制不但已經幾乎關閉了所有有效互動的渠道,也基本不再有變革的可能了,在這種狀況下,不管提倡什麼,都有一種荒涼絕望只敢,只是知不可爲而爲,無法期待結果。

這也是幾乎所有能夠提出來的訴求都集中於對拐賣犯罪實行嚴刑峻法的原因。第一,這樣的主張是追究過往,追究個人,第二,其取向幾乎是要求威權升級。對社會問題一味訴諸嚴懲實質上是公民恐懼而無力的表現。那麼爲什麼無法解救小花梅?終極答案是因爲一切資源都被政府掌控,沒有爲她提供可持續人性救濟的另類合法途徑存在,所以她除了徐州精神病院之外無處可去。以及,父權通過婚姻和家庭體制已經完成的對她的吸收是不可逆的。

所以我才理解了人們爲什麼要自覺不自覺地在輿論上拖住政府,什麼都不相信,並且不斷提出大量的疑問。看不到前途的時候,人們只能儘量不讓政府抽身。在這個事件裏事實的供給一直都極度稀缺而且基本被政府壟斷,因此不相信和質疑就成爲代償性的對信息權和言論權的堅持。大水漫灌似地質疑是一種無意的策略,讓被萬衆所指的政府失信和疲於應對,而讓人們自己有一種似乎確信之感:“既然有這麼多可疑之處,那政府一定是在說謊”。

遺憾的是,人們陷入了自己挖的信息泥沼,將爭議焦點永久耽擱在小花梅的身份,並且反向地膜拜着政府的中心地位。其實是人們已經退回到了戰爭的最後一線,建設型對話、理性思辨、媒介素養都已經成虛妄,只能靠“我們不相信”的示威來抵住尊嚴,用不思考的直接反射和犬儒化來拒絕被政府植入。在這個問題上政府也是自作自受,因爲它一直都在實質性地培育互聯網的非理性、反智和陰謀論。然而,我,也是一個在這輿論大海中漂泊着的孤立的人,並不因這樣的形態在這一次針對政府而減少對它的憂心。

“如此大規模的事件,卻沒有釀成什麼強有力的訴求和主張,幾乎令人驚訝,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公民社會領導力已經幾乎不復存在,而更內在的是,這個體制不但已經幾乎關閉了所有有效互動的渠道,也基本不再有變革的可能了。”

中國最後公開可見的社會運動,女權運動,在經歷了一次次打擊之後,終於幾乎失去了所有的組織化,卻仍然維持一個非常廣泛的社羣。社羣內社會資本的生產嚴重不足,又受到外部來自政府及其網絡代理人——國家主義男權社羣的嚴重暴力威脅。人們不敢相互信任,難以溝通,沒有行動項目可做,有太多的憤怒和失敗感無處發泄。邊界,倫理,策略的探討,既不能承擔激越甚至任性的情感需求,也無法藉助行動中的效應來解救人們的恐懼,已經越來越難以啓齒。

運動的民粹化是中國公共空間關閉所導致的變形,但仍有許多人拒絕向威權投降,這就是我在大衆對小花梅的這次關注中捕捉到的最珍貴的信息。我們解救不了小花梅,但我們最後能做的,是不讓自己被改變。

撰文 | 呂頻 | 歪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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