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的一项最新报告认为，仅靠行政手段，用户口政策控制外来人口，不能解决人口向特大城市迁移的问题。有评论建议，中国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向中小城市转移，带动劳动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
中国国务院今年7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意在引导人口“梯度转移”。
不过，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9月17号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对一些城市仅凭行政手段控制城市规模的方式提出了质疑。
报告说，目前中国特大城市的治理面临诸多难题，主要表现在：二元结构加剧、空气质量差、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快速上涨、城市脆弱性突出等。
报告认为，人口的规模聚集并不一定意味着‘大城市病’的产生，一些城市仅凭行政手段，尤其是靠户籍管理及社会保障来控制人口，解决不了人口向特大城市迁移的问题，而仅仅是人为降低了外来人员的社会福利。
社科院的报告以北京市为例指出，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10年间，北京常住人口从1400万增长到了2000万。
报告认为，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人口的流动有自身经济规律，应该通过科学规划，减少人口流动的不便和障碍，疏堵结合，变堵为疏，逐步通过市场调控、信息公开、教育培养、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实现从人口控制向人口疏导的转变；解决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的公平分配，以及外来人口的融入问题；加强特大城市及周边功能迁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及管理水平，改善特大城市与周边地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对此评论说：“我不主张有任何堵的措施。任何堵的措施都是负面的，而且抬高外来人口的成本。我觉得应该通过市场来调节。如果一个城市生活成本高，没有技术找不到工作，这部分人口自然就会转移，而不是通过堵的办法。只要他能找到工作，我们就应该创造机会，让他融入城市。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医疗方面，给他们帮助，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让他们能在大城市安居乐业，这非常重要。”
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9月16号发布的《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显示，在中国特大城市严控人口规模的背景下，半数以上的被调查农民工仍愿意继续留在北京、上海、广州工作生活。以“80后”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未来有着更高的预期，并面临下一代子女教育问题，能够留在大城市工作生活，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报告认为，北、上、广作为中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城市，以就业机会多，报酬高的优势，吸引大量外来从业人员，这并不会因为城市人口控制政策的出台而出现质的变化。政府应该正视外来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否则人口调控只是空谈。
一直关注中国户籍制度和城市经济改革的北京律师程海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向中小城市转移，带动劳动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
“比如说在税收方面，主要是税收方面，个人的教育、投资各方面，如果中小城市有更多机会，人自然就会流到那里去。通过国家让利，如果你到小城市去，征税低一点，企业就去了，员工也就在那里了。不过，小城市的征税比大城市低，也很难做到，因为会涉及到税收公平的问题。但是，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把中央财政的钱，把国企的一些投资、国家资金的投资项目，转移到中小城市去。这样才是对人口转移进行切实的引导。”
据中国官方人民网9月16号公布的数字，目前，中国大陆57座人口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集中了1.66亿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27%。
（记者：林坪 责编：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