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的一篇报道开门见山地引用邵阳一名干部的妻子向县委组织部出具的“家庭道德鉴定书”的头一句话： 他“从没有夜不归宿现象，晚上在单位加班也经常打电话告诉我…”云云。任何干部想入党、想升官，都必须由家长或配偶向组织上出具类似鉴定。人民网援引邵阳县委书记蒋耀华的话说，入党、提拔需过家庭道德鉴定关，“是落实使用干部‘以德为先’的一项具体措施。”
华文报纸《世界日报》 评论家孟玄说，道德操守考核是必要的，但是家属的鉴定不一定都可信。他认为邵阳的新规也许会以失败告终：
“这是一个不大可靠的东西，你太太即使对你不满，但是如果你升官了，她的好处更大，对不对?这个可靠性究竟有多少？这个是很值得怀疑的。中国的集体主义的社团尤其是家族的关联还是蛮大的，可是即使在这样的状况下，我觉得邵阳的这个东西恐怕是会失败的。”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教授苏展也表示，邵阳的新规缺乏可操作性：
“操作起来的话，一些道德有缺陷的人或者是家属去操作这东西可能不可靠，也不可信。家属里可能带有各式各样的主观的因素，对不对。我可以当作一个谈判的筹码，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促使我老公怎么怎么样，或者促使我太太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种操作方式是非常主观的，非常占有水分。我觉得它不可信，不可操作。”
评论家孟玄说，把对干部的考核扩大到家庭道德层面，强调一个干部作为家族成员的重要性，这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
“组织部做调查的时候，组织部做考核的时候，现在就已经成形的就是在你的单位里要做考核的，甚至有的时候还做投票之类的。现在它弄得包括家庭，这里头是不是只包括妻子，那么他的儿子包不包括？父母包不包括？还有范围到什么程度？ 是三门亲以内呢？这个就很滑稽了。所以像这样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是不是真的能够在现在的社会，现代化的社会当然是越来越朝向个人负责。中国的所谓集体主义，民族的文化特色就是我们是一个家族为优先，比较注重所谓邻里、乡党或者是家庭。”
孟玄表示，对一个干部的德和才往往都要看，而对官员道德操守的约束，必须依靠一个好的制度：
“从古以来就才和德一直是在辩论的。曹操就是最出名的一个，我宁可要一个没有德的人，但是要有才的人能够替我解决问题。那么可是在平稳的时代，不是乱世，大家都在说你有才的话，如果坏的话，没有德作为保障的话，他做起坏事来更厉害。现在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官场的腐败已经到了很深的问题；可是这个主要还是要从制度上来着手，不能够从个人。你再好的人，如果你给他一个很糟糕的环境里贪，容易让他贪，在相对的条件底下，一个比较有操守的人，有些事情是不会做的。可是你制度本身不好的时候，条件特别那个的时候，那这个还是不能保证。”
苏展教授认为，官员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应有适当区分，不能混淆。他说，考核一个干部，最基本的东西还是要看他的职业道德：
“第二个我要想说的，我觉得这种方法不光是不可操作，而且我觉得都不适当。治的是表面的东西，没治最根本的问题。那么根本的问题现在就是说怎么能建立一个基本的道德土壤？实际上没有必要把所谓的道德范围搞得太扩展。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实际上个人的问题，个人的空间和公共的空间，公共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分开。国内这些年来讲什么，你对你的配偶的忠诚不忠诚，你对父母的孝顺不孝顺，所有这些东西都变成考核一个公务员或者一个人的公共标准。我觉得这是把好多应该是一定的私人空间的东西和公共的东西给混淆了。实际上一定要想办法提高价值观的时候，不要把它提得没边儿的这种高。道德底线没有必要无限制去拔高，拔得太高以后反而不可操作。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基本的道德约束，比如说你要是从事一个工作的话，我觉得职业道德非常重要。比如说我是一个管理人员，那么我对顾客的态度，我对我的权力，我对我下属的态度，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当人不可能接受一个东西，社会强加于这个东西的话，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像中国文革的时候，斗私批修一系列的东西，你把道德的标准扯得太远，定得过于高的话，反而适得其反。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使人没有自律的意识。常常就是外界怎么样，我想办法去猫腻，对不对。"
邵阳县组织部长林彦博则表示，“不止是八小时之内，八小时之外也应当属于干部任用考察的范围”。林部长显然不认同一个干部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应有适当区分。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