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廖亦武: 談疫情新書、子彈和中國鴉片


20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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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0911g.jpg 旅居海外的中國作家廖亦武(視頻截圖/RFA)
Photo: RFA

旅居德國的中國異見作家廖亦武的新書《當武漢病毒來臨》即將在臺灣出版。 本臺記者唐家婕與人在柏林的廖亦武進行了專訪,談到這本新書,還有去年出版的《子彈鴉片-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當然在中國與西方國家關係危機四伏的當下,也免不了請廖亦武發表他對時局的看法。

1958年生於四川的廖亦武在三十一歲那年寫了一首詩歌《大屠殺》,並因此入獄四年。他堅持寫作,卻持續遭遇迫害,於2011年流亡德國。廖亦武筆耕不輟、獲獎無數,他以人權爲出發點的紀實文學創作持續感染世界,作品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發行,也曾被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等人多次推薦爲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新書《當武漢病毒來臨》即將出版

記者:廖老師請您介紹一下您的新書好嗎?

廖亦武:我今年寫了一本《當武漢病毒來臨》,臺灣版這幾天出來,英文也翻譯好了。

記者:這是一關於疫情的紀實小說?

廖亦武:是,一個記錄小說,從公民記者李澤華去p4實驗室被追捕開始。引出第二個故事。一個本來從中國到美國來的交流學者,武漢人,回家過年,結果回不了家因爲武漢封城。等到回家,他的老婆已經死了。後來警察還把他抓走,因爲他在網絡上跟人討論病毒來源。這是一本非常好看的書。

廖亦武新著《當武漢病毒來臨》封面截圖(博客來網站)
廖亦武新著《當武漢病毒來臨》封面截圖(博客來網站)

 

歐洲對華態度轉向的關鍵:劉曉波事件

記者:您在德國也好些時間了。王毅剛結束歐洲訪問,這段期間德國民間或官方對於中共的理解及態度有什麼樣的變化?

廖亦武:其實歐盟內部在王毅來之前(歐洲各國)態度是不一樣的。像波蘭經歷過共產黨時期,深受其害,(抗共意識)就比較堅決。捷克雖然總統(意見不同),但受到民意的影響,至少捷克議會對共產黨是絕對不相信的,而德國(對華態度)分歧也很大。默克爾想要維持整體歐盟(的一致性),往往她表態得比較晚。但最終我想她對中國共產黨,還是會走到跟美國差異不大的態度上。

記者:歐洲國家對中共的態度轉變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

廖亦武:大概從劉曉波的事件上。2017年,歐盟七、八個國家開峯會,我通過默克爾的一個好朋友,(發起了)一個全球的諾貝爾獎得主要求釋放劉曉波的聯署,當時起草文件就在我們家寫的。我們當時用了最大的力氣,但最後劉曉波還是被他們(中共)謀殺在監獄裏面。中共就一點都不讓步,大家都看到了,最後劉曉波死得非常慘。

記者:從2017年劉曉波事件中與中國的斡旋,歐盟學到什麼?

廖亦武:我作爲歷史的記錄家,我只能把這些事記錄下來。《子彈鴉片》最後一篇就是講劉曉波,講述我們這麼一個時代,怎麼迎救他、怎麼失敗。

我相信做爲一個西方和中國打交道的教訓,就是西方和中國打交道,怎麼樣天安門大屠殺一直延續到現在。怎麼會變成這麼一個樣子?從天安門大屠殺西方就應該明白,她是在跟一個劊子手政權打交道。

直到現在,差不多是最後一戰。香港國安法的推出、新疆、西藏,完全赤裸裸的人權問題暴露出來,如果西方還是一如既往跟中共做生意,那末日就來到了,這很可怕。

廖亦武著作《子彈鴉片》封面截圖(臺灣誠品書局官網)
廖亦武著作《子彈鴉片》封面截圖(臺灣誠品書局官網)

 

香港抗爭將是"漫長版"的天安門屠殺

記者:您在去年出版《子彈鴉片》時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訪問提到,一開始寫作的靈感是遇到了所謂的"六四暴徒",你想去記錄這些可能不那麼亮眼的平民運動人士的掙扎。這"暴徒"兩個字,也讓我聯想到近幾年中共形容香港民主運動人士的方式。對於你來說,六四跟現在的香港民主運動,你看到哪些異同?

廖亦武:對,對。六四那是老一種的鎮壓方法,一個公然出動二十多萬正規軍、坦克、裝甲車,明目張膽的開鍘。但香港有《中英聯合聲明》,表面是一國兩制,又是國際都會,再加上關鍵是地形,不像北京一馬平川,大型的坦克也開不進去。

香港這樣一種"屠殺",它的時間會拖得更加漫長。六四是三天的功夫,殺了成千上萬人,把事件平復掉;香港從去年反送中、甚至更早的雨傘運動,(中共)是持續的在屠殺香港的民主。說實話,如果真的詳細調查,死亡跟失蹤的人數肯定怵目驚心,這些失蹤的人到哪裏去了?

記者:你的著作很多是去記錄了這羣受難者被折磨、被監禁、酷刑的細節。作爲一個寫作者,你是用什麼樣的心態去直視這些受訪者的痛苦?

廖亦武:我本來就是個"政治犯"。在我的監獄裏,我接觸大量成都的所謂的"暴徒"。《子彈鴉片》裏記錄一部分北京的、一部分四川的,就是我一起坐牢的那些人,在北京的市井街上被逮捕的人,我就是讓他們把聲音發出來。

當時最早出版在德國,德國非常震驚,2019年美國推出。評論家認爲是六四三十年以來最重要的證詞,因爲這些受害者大部分在國內,有些已經進去(監獄)過好多次了,但源頭都是天安門大屠殺。

記者:這些人一再進進出出監獄,卻繼續反抗暴政,你觀察到的他們的狀態是怎麼樣的?

廖亦武:當時年輕,滿腔熱血;後來漸漸老了嘛,現在像我的朋友李必豐,他第三次出來(出獄)已經都差不多六十歲了,當年才二十多歲,只能說在一種絕望當中,堅持那麼一種信念而已。

世界要戒"中國鴉片"有多難?

記者:《子彈鴉片》的比喻是"子彈"用來對付手無寸鐵的人民;用經濟發展的"鴉片"來麻醉了人民。這樣的模式在天安門事件三十多年多去後,有什麼變化?

廖亦武:一直都在繼續,延續到香港、新疆、西藏、內蒙。而且現在連西方的一些政客,都在中國的鴉片煙麻醉之中。他們現在要跟中國共產黨隔斷這個關係,就像要戒掉鴉片煙癮一樣那麼困難。很多西方國家已經深度上癮,過去幫助中國劊子手,換來兩個腰包鼓鼓的。

現在是一個戒毒的過程,這次戒毒如果能戒掉,還要把間諜的高科技軟件徹底趕出去,不然就像奧威爾的《1984裏描述的一樣,誰也逃不掉。

記者:所以這本書也是想用六四的細節來提醒世界,他們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權?

廖亦武:對,你不推進民主制度,獨裁製度就要向西方推進,現在就是這個狀況。西方你去救援、人道(地對待)難民,最後我覺得是無解,人道災難只會一直出現、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

民主國家與獨裁政權的"陣地戰"

記者:你的意思是民主國家過去可能是比較消極的方式營救受害者、接觸中國,這個方法對對抗獨裁不管用?

廖亦武:這當然,獨裁政權就是會不斷造成人道災難。不斷推動他的議程,攻陷你的科技領域、攻陷你的大學、攻陷你的經濟。因爲人類是有弱點的,這叫做弱點統治,就是我儘可能給你喫鴉片煙,到時候你根本就應對不了。

現在蓬佩奧我覺得就做得很好,在東盟、東南亞國家包含緬甸,要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要談民主、要談怎麼對抗獨裁。像在爭奪陣地一樣,你民主國家,歐盟美國不去爭奪,獨裁的超級帝國就要把你的地盤奪過去。

記者:世界"戒中國鴉片"的過程,會有反作用力,怎麼克服?

廖亦武:反作用力…...就像我們知識分子寫書一樣,你要堅定。 要相信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只有民主能爲人類帶來曙光,這方面不能動搖。

另一方面人性是有弱點的,比如華爾街有時候是爲了利益,我們要保持一種監督機制。最近最好的例子就是《花木蘭》,好萊塢多無恥啊,還感謝新疆那些單位,不就是爲了一點臭錢嗎?這些(侵害)人權的事他們都懂,但是看到錢就鑽進去。所以要有監督、有懲罰。我還認爲迪斯尼應該像香港這些人道歉,做精神方面的賠償。

記者:好的,祝福您新書發行順利,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

 

記者:唐家婕   責編:申鏵   網編: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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