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日前刊文建议，中共在2014年通过纳才、立信、奖惩、纳谏及借力来落实改革承诺。但有评论认为，习近平以“人治”主导改革的做法为中国改革前景投下阴影。
中国“财新网”专栏作家、“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2月7日发表文章强调，改革将是下一个十年中国政府的核心任务，如果当局能善于纳才、诚于立信、严于奖惩、勇于纳谏、巧于借力，那么2014年有可能成为落实中共18大改革方案的关键机会窗口。
这篇题为《2014：改革执行元年》的文章指出，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到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由习近平任起草小组组长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问世，中共18届3中全会有关“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文件，回答了中国要向何处去的问题。
刘胜军认为，中国过去的十年是“改革失去的十年”。不少改革只有口号没有行动，挫伤了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如何唤起公众信任，则成了当前重启改革的第一步。
事实上，习近平自2012年接替胡锦涛主政中国党、政、军最高权力后，高调推动党内反腐，但同时又压制民间舆论、治罪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新公民运动”等，似乎显示无意开启真正的政改大门。
香港评论人士何亮亮认为，虽然中国在过去十年财富明显增长，但却失去实际意义上的改革十年的看法，已在社会舆论中形成了共识。他说：
“从改革的角度来说，是失去的十年。过去十年，财富是在增长，财富差距也在扩大。现在的局面其实正好应了习近平在索契向俄罗斯媒体讲的：过去的改革好肉都已经吃完了，剩下的就是肉骨头。这话好像过去改革十年都是在吃肉，就是容易的事都做了，剩下的就是难做的事情。”
刘胜军的文章认为，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之所以改革能取得进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启用了具有改革才干的精英。因此选拔既有专业能力，又具备强烈改革观念的人才，是当前改革的“发动机”。同时公开领导干部财产、取消审批权限等也是政府取信于民的“突破口”。
他还暗示，中国“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一审被判刑事件显示，当局应该允许社会参与改革。文章说，当年孙志刚死亡事件，令一批法学者提出了要改革收容遣送条例，促使国务院废除了收容制度。近年来，因为有吴有水这样的律师，让超生罚款的社会抚养费引起了社会关注。因为有唐慧上访被劳教事件，使18届3中全会废除了劳教制度。这些较真的律师和公民推动了中国法律的完善。
何亮亮认为，习近平目前既大权独揽、同时又肩负公众对改革的期望，这对中国改革前景而言将非常微妙：
“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大权独揽的趋势非常明显，号称‘五权独揽’：党、政、军、经改和国家安全。习近平集权的程度超过了毛泽东、邓小平，也超过了蒋介石。我觉得集权本身不是目的，集权后要做什么才是关键所在。看起来习近平是想要反腐，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知识分子对此是有一定程度的期望，或者说审慎的乐观。但是由于十年了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中国老百姓和知识分子对习近平的期待如果变成失望的话，反过来造成的问题可能也更严重。”
海外中文政论网刊《北京之春》的主编胡平则认为，习近平目前仍未显示触及中国政治的改革动向，而缺乏体制约束的“反腐”，反而会给中国重新带来“人治”阴影：
“习近平上台以来，对改革、对反腐都讲了很多，也加强了个人集权，但现在看来进展并不美妙。他的反腐本来就不是法治的反腐而是人治的反腐，自上而下。所以他在宣称‘打老虎’的同时，又对民间象许志永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表现都有加以打压。如果这种反腐能取得一定成果，本身只会强化人治色彩、强化个人集权的程度。”
究竟习近平的“反腐”是否就意味着“改革”？官方《中国新闻周刊》星期一的报道说，仅2013年，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纪委、中组部和中宣部等名义发出的各类“中”字头禁令就多达13个，几乎涵盖了官员吃住行等方方面面。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马雪松在谈到中国当前的改革时表示，当组织内部失火的时候，灭火虽是第一要务，但火灭了就应该追踪调查、找到火灾源头，否则就难以建立真正有效的消防机制。
（记者：何平 / 责编：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