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后觉醒 知识分子变身行动者

201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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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5日,“对华援助组织”负责人傅希秋(左二)出席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一次会议。(视频截图/美国传统基金会)
2019年2月5日,“对华援助组织”负责人傅希秋(左二)出席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一次会议。(视频截图/美国传统基金会)

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当年参与了北京六四抗议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除了清醒反思共产主义专制体制之外,不少人随后变身成为反抗专制的行动者。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采访了三位亲身参加过八九民运的人士,他们虽然身在海外,却都不约而同地投身到反抗专制的行动当中。

 

 

“当天晚上我是在木樨地和西单之间的街上。”

三十年前,何先生仍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至今,他仍然记得1989年6月3日夜里和6月4日清晨的事情:

“那时候天比较黑了,军车和军人走过来,就像鬼子进村一样。然后在西单那里被堵上了,就开枪了。本来我们不相信会开枪,看到伤者才相信。大家很激动,开始唱国际歌,喊口号。然后当兵的就开枪扫射,跑不及的就遭殃了。”

他对自由亚洲电台描述了他当时在长安街附近的所见所闻。作为中国顶尖大学的研究生,何先生之前一直是中共体制的支持者,直到六四事件:

“当时同学生病,送到了医院……”

当年正在山东上大学的傅希秋,六四凌晨因为在医院陪伴生病的同学,并未在街上参与围堵军车的行动,但也在医院中听到了密集的枪声,看到了接踵而来的伤者。回到山东之后,逃回来的同学,也证实了当夜北京的惨状:

“有同学从天安门逃出来,衬衫上还有血,跪在学校门口,大声哭喊‘他们真开枪了’。”

傅希秋后来成为基督教牧师,现在是美国基督教维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多年以来,对华援助协会帮助了众多的中国基督教地下教会信众的维权行动,傅希秋本人,也参与过多次援救中国维权律师和家属的行动。

傅牧师表示,除了认清中共专制体制以外,每个人也必须采取行动,才有可能促使中国发生真正的改变:

“六四一声枪响,等于惊醒了我们的梦。但是,只是喊口号是不够的,必须是每一个人一点一滴地做事,水滴石穿,才能改变中国,也才能让中国人看到希望。”

在美国科技公司工作的何先生,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何先生参与了突破中国网络封锁软件的开发,包括自由门和无界网等,这些爬墙软件,至今仍是许多中国人了解外界真实信息的重要工具:

“中共所有的努力,就是让大家忘记。如果大家都去这么做,传播中共残害人民的真相,中国才有希望。”

“真正的政治转型,必须有各种利益驱动在背后……”

2019年5月23日,八九民运领袖王军涛(右一)等人访问台湾的总统府。(视频截图/总统府)
2019年5月23日,八九民运领袖王军涛(右一)等人访问台湾的总统府。(视频截图/总统府)

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席王军涛,1989年任《北京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为被认定为学生运动背后的“黑手”,1990年王军涛被捕入狱,后被判刑13年。1994年,北京将王军涛从监狱送到机场,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他流放至美国。

2007年王军涛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反思作为一名宣传民主价值的知识分子,如何才能更好的促进中国的进步:

“六四30周年之后,就是要在全国各个县建立民主党的支部,招到自己的人。我相信现在找到希望跟共产党死磕,希望实现民主的人并不难。现在就是要树立起旗帜,这样我们在海外,就不仅仅是声援中国那些相对范围较小的各种权利运动。”

他认为,人类的任何进步都必须由众多的个人采取实际行动,所有的政治理论,也都必须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才能发挥作用。

六四屠杀,并不仅仅是三十年前一次已经血色消褪了的历史事件,也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集体意识转折的标志,它促使了中国人对民主转型更深刻的思考,并在随后化为各种各样的行动。在中国大陆,众多的知识分子因此采取行动,不少人也因此而入狱。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年轻人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王军涛相信,六四事件,中国人再次以血的代价换来了群体性的醒悟,并将在不久的将来,影响中国的未来走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华盛顿报道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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