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最近举办“中国国防与安全”研讨会，其中一个分场讨论的题目是“过渡中的中国”。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立等三位学者在研讨会上发言。
詹姆斯敦基金会这场研讨会的题目中所说的过渡期，其时间框架涵盖中共18大后这个阶段； 18大之前已经在发生变化的一段历史时期，以及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走向值得关注的这段时期。
第一个在研讨会上发言的是詹姆斯敦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立；他的题目是“中共18大之后的中国”。林教授首先介绍了他所注意到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以来所表达的部分治国理念，以及在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相对强硬的表态。林教授说：
“习近平占优先位置的全局性方针有哪些？习近平上任（指担任最高领导人）后提出必须实现‘中国梦’的口号，这个口号（在习近平看来）意味着经济上的繁荣加上军事上的强大。”
林教授指出，在中共党建方面，习近平强调要有三个自信：
“习近平强调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的极大重要性。他警告人们防止精神缺钙，认为前苏联之所以崩溃，就是因为苏共党员中了西方的糖衣炮弹。”
这位中国问题学者也谈到习近平的外交与国防政策：
“去年１１月以来，习近平先后几次讲话，都尝试在‘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与‘走和平发展道路’之间求得一个平衡。这个平衡不容易做到。在保护领土主权和发展权益――包括东海、南海的油气资源――等方面，习近平都更愿意以显示军事实力来达到外交目的 …… 在军事理论方面，对于战备，习近平要比江泽民和胡锦涛强调得多得多。他强调士兵必须招之即来，能打仗、打胜仗。”
第二个发言的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蔡斯。他的题目是“作为大国的中国”。他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在其崛起过程中，表现出某些紧张（ｔｅｎｓｉｏｎ）。他所说的“紧张”，是指一种纠结的、矛盾的心态。 蔡斯说，中国坚定声明自己对一些有争议领土的主权，但又不想在邻国之间建立一种平衡的联合体；中国想让一些跨国公司为中美以及中国与其它伙伴之间建立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游说，但是它的网络间谍活动却会削弱这些跨国公司对这种关系的持续支持。
蔡斯教授表示，中国人在国际地位与国际义务的关系的处理上，也表现出某些“紧张”，对国际社会有误解。这位学者表示， 中国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发表的一份白皮书表示，中国一直在积极履行国际义务，但是中国的重点在于应对国内的挑战和当下的发展，这就决定中国所担负的国际义务只能是有限度的。白皮书说，中国已经作得比过去多了，不能作得像一些人所指望的那么多。早些时候，我们的研讨会谈到中国有关美国有意围堵中国的误解。中国其实还有一个误解：认为让中国接受更多的、与崛起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义务，同样是为了遏制中国，因为这是要中国接受与其能力不相称的国际义务。
最后在讨论会上发言的是台湾政大助理教授卢业中。卢教授的题目是“比邻的巨人：中国睦邻政策的再探讨”。他指出，中国所推行的的睦邻政策经历了变化：
“我要分三个阶段来描述中国的睦邻政策：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晚期到２１世纪初年，中国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发展经济，这一点特别可以从它对９７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反应看出来。在这个时期，中国推行睦邻政策的目标有三：一，推动地区的战略稳定；二，试图让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较少依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三，试图消除中国威胁论。在这个阶段，中国政府还不认为有必要排斥美国或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某种合作。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比如从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８年，中国的目标扩大了，他们试图反抗所谓‘美国提出的围堵中国的策略’。那时以来，美国与中国的近邻，比如印度，签订了许多合作协议。与此同时，中日关系由于历史原因经历了一个衰退过程。从2008年起，中国实际上是在谋求自己的行动自由。本来，我以为中国的强势外交政策是2010年开始推行的，但今年早些时候，我走访了北京的一些战略家或分析家；他们大多数人认为，从2008年，特别是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强了。中国人推行睦邻政策的目标扩大了，其原因在于：一，经济的增长，二，周边环境的变化，包括将近三年来周边的领土争端。多数北京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所谓侵犯性的、强硬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对外界的反应。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安全战略仍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三，对海外事务兴趣的提升。四，中国人的自我感觉：许多中国人认为，因为中国经济上发展了，在国际事务中就应当有更多的发言权。”
卢业中教授提到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一个提议。卢教授说：
“陆克文认为，美国与中国之间也许应当有一个新的上海公报，以期厘清一些问题，推进在全球、地区以及双边问题上的合作。陆克文还提议，美中新的上海公报对台湾问题可以略而不提，为什么？因为海峡两岸关系现在相对平稳，中国也许不会为两岸关系的未来而操心，也因此会更愿意与美国密切合作。我个人对陆克文的这番话表示怀疑。我觉得，他所提议的美中新的上海公报在政治上也许是办不到的，原因至少有二： 一，美国仍是亚太地区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应当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二，在中国方面，我不能想象习近平的领导班子会说，‘我们要与美国签署新的上海公报，公报中不提台湾问题。’我相信，如果真地签署新的上海公报而不提台湾问题，中国新的领导班子将在国内面临巨大压力。”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