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非常感谢二位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新华网的这篇报道中称一项最新发表的全球性医学研究指出，世界各地每年估计有一百万人自杀。我看到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期刊提供的数字中，还提到了在这一百万自杀人群中，中国占了30%。应该说中国的自杀人数是全球之最。我想首先请教一下在广州的郭丽教授，我不知道您对这个统计数据是如何看的？”
郭丽：“你说的三分之一的自杀死亡人数是来自中国，但是中国人口是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按人口算死亡率的话，以十万分之几算的话，平均十万分之二十三，它实际上比其他国家要低。”
记者：“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即便是像刚才郭教授所说的每年自杀死亡的人数也要接近三十万人。我想请教一下再深圳的刘开明博士，在您看来中国自杀的人群最主要是集中在那些人身上？”
刘开明：“中国自杀的最大人群是农村妇女，然后是老年人。我们知道中国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比较低，这样发生很多纠纷的时候，他们很多人会处于无助的情况，而且特别是离婚的妇女。没有出嫁的妇女所面临的压力比较大；另外很多老年人自杀，有些疾病然后自杀、有些因心理问题自杀也非常多。这也反映出贫穷的问题在中国农村非常普遍（并）影响到人们对生命的看法。”
记者：“刚才刘博士提到中国自杀人群中最多的是农村的妇女。新华社的这篇报道也提到了在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资料，说发达国家男性自杀率至少是女性的三倍；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报道女性自杀率比男性自杀率高的国家，这一差异在农村年轻妇女中更为突出。我请教一下在广州的郭丽教授，为什么中国报道女性自杀率比男性要多呢？”
郭丽：“你拿到的数据女性高于男性，这是在几年以前中国的疾控中心拿出来的数据。那只是在现有的大医院里面、急诊室里面所收集到的自杀死亡率。男性和女性自杀采用的方式不同，女性通常采用的方式常常不是一个坚决、干净、彻底。像男性拿枪、或者跳楼，他要死他就必死无疑的，对不对？女性采用的方式常常跟一些自残、自毁的方式有明显的关系。因此她们往往都需要借助医院，它能够在一些统计数据上呈现出来。”
记者：“那么请教一下深圳的刘开明博士，刚才郭丽教授的这番分析是不是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在对自杀死亡人数的统计上还是有很大的欠缺的呢？”
刘开明：“应该说公众目前对自杀的问题是关注得比较高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国家有一个完整的数据。真正自杀的死亡人数实际上比现在我们学者的调查、政府公布出来的这些调查数据要高很多。在其他国家，因为我去年也在丹麦生活过一段时间，任何人如果自杀，他所有的数据都会很容易统计上来，有非常完整的系统来收集这些数据。在我们国家应该说在城市了解到的数据是比较完整的，但是在农村了解到的数据是非常不完整的。所以我觉得在中国的真实的死亡率绝对比目前所公布出来的这个调查死亡率要高不少。”
记者：“新华网的这篇报道还提到了南京市脑科医院心理危机医疗救治中心，成立15年来，来心理门诊看病的病人上升了十多倍。这个现象是不是说明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观念开放了很多呢？”
郭丽：“以前是很忌讳就医，现在都有明确的意思，心理的问题必须要早期预防，而且希望有人帮助。另外在社会公众提供的社会资源系统上面，不管是在社区、在医疗、还是在教育机构里面，心理辅导、心理咨询，还有在医疗机构里面心理治疗，以及在精神疾病的转型上面更加注重在心里上面去干预。”
记者：“除了提供更多的心理救治中心之外，中国在防范自杀方面和其他国家相比，您觉得做得怎么样？”
郭丽：“我们没有像国外自杀的三级预防防御网。世界卫生组织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就有过有关三级预防危机干预的一些举措。这些要求里面都明文要求多种渠道、多种机构，特别是有各方的组织力量平衡之下形成的预防网络。一级就是在城市一级的街道、社区点上应该都有预防站，比如说少男少女辅助点；然后上到区一级，（有）半专业化的一些专业人员在那里负责，包括这里面有一些干预的留宿，有些组织；然后再到上面有一个整个城市统筹的机构，就像美国那样，每一个州立，它都有一个自杀干预中心。它下面又放到区到街道，都有它的一系列的网络。它是多种人员参与，这些多种人员包括社工、心理学家、临床心理、精神科医生、也包括组织机构里面比如说调动车辆、包括政府部门的一些行政管理的一些人员，它不是单一的只是看病或者只是做心理辅导。”
记者：“刚才郭教授提到了三级防御网，新华社的这篇报道也在最后提到织就一张化解心里纠结的网，必然是像系统工程，需要街道、民政、公安、卫生等部门密切协作；家庭、单位、社区、医疗机构的共同努力。最后我想请教一下深圳的刘开明博士，您觉得这样的提议如果真的要执行起来，会面临一些社么样的困难？”
刘开明：“目前的整体政府考虑思路更多的是从传统计划经济角度、更多的是从民政系统、医院系统、街道甚至从公安系统来考虑。从现在整个的社会大转型、大变迁的背景下，各种各样的力量，特别是宗教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再一个民间机构、民间组织是非常大的力量，这一块力量真正发挥起来，才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心理的疾病不仅仅是因为各种现实的冲突，更多有的是包括心理的信仰危机，最后导致心理的困惑疾病，可能需要从道德的层面、从信仰的层面来解决。”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邀请广东中山大学心理学教授郭丽女士和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讨论中国的自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