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4週年特別報導：接過廣場上話筒的女青年
在兩個男生中間，穿着粉色外套的雀氏格外顯眼，拿起話筒大聲呼喊。
（呂熙攝）
六四34週年之際，“白紙運動”後站出來的海外中國留學生，將首次以他們的方式紀念“六四”。其實在“白紙運動”期間，海內外大批中國女性勇敢發出反抗極權的聲音。她們對“六四”有什麼看法？她們又如何連結當年八九學運的女性領袖？
“自由中國！這仍是我們的責任！共產黨下臺！習近平下臺！六四不是歷史！而是我們的政治現實！”剛在英國完成大學本科最後一年課程的雀氏，這天站在倫敦特拉法加廣場的一角。在兩個男生中間，穿着粉色外套的她格外顯眼。她拿起話筒大聲呼喊，向途人介紹何謂“六四”，並宣傳一週後由她參與舉辦的“六四”紀念活動。
“白紙運動”女青年：我不是一個乖乖的小女孩了
即使喊到嗓子嘶啞，她仍努力保持聲浪。 “上街你要做什麼？就是要喊大聲啊，你就是要搶話語權啊！一直以來都是男性比較容易搶話語權，爲什麼？因爲女性被規順，讓你不要說話，然後男性的聲音一直會沒過女性。那麼我就是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從那以後我一直大聲說話，我不是一個乖乖的小女孩了。”
去年年底，受“四通橋勇士”彭載舟（本名彭立發）啓發，雀氏開始在倫敦參與“海報運動”，在校園張貼反封控、支持自由民主的海報，從而認識一羣志同道合的在英中國留學生，併成立了非營利組織“China Deviants” （暫譯“中國反賊”）。
作爲骨幹成員的雀氏，積極主辦各種活動，並在英國聲援“白紙運動”。 “我覺得現在女權主義者會做的一個事情就是，首先是做一些主導的行動。第二個就是說話要大聲，大聲的把自己的訴求喊出來。”
從女權主義反思極權
在中國成長、接受教育，雀氏說，她過去對“六四”的認識很模糊，只知道天安門發生了“很糟糕的事情”，直到去到英國留學，被當地同學問起後，她在網上搜索，才真正瞭解“六四”是怎麼一回事。不過對她而言，真正的政治啓蒙，是在英國讀到的女性主義理論，從而對充滿父權色彩的中國國家體系產生懷疑。
“我意識到女權是沒法跟政治脫離關係的，因爲我們要達到我們的權利時，我們必然需要造成一定的政治影響，然後得到一些政治的權利。”雀氏說：“如果要批判共產黨，我覺得它不止是一個極權政府，它也是一個非常父權、父系的體系。比如說習近平所做的一些外交手段，就像一個‘強人意識形態’，就是他要做一個強壯的男人似的。在黨內的話，女性和少數民族羣體也是當花瓶一樣。”
被男性主導的八九學運？
而另一方面，她也重新反思作爲中國反抗運動先河的八九學運。她認爲這場運動，更大程度上被男性主導，女性更多擔任後勤角色。然而她們的貢獻，在過去30多年一直被忽略。 “當我學過一些女性主義者比較熟悉的理論，比如說權力等級、力量不平等，以及女性怎樣被隱形的方式剝削，以及爲何歷史上女性總是被抹去。這個其實跟六四也有一定關聯，六四期間有很多女性在努力，但是你會看到拍出來的照片，以及留下來的文檔之類，實際上是以男性爲主。”
“我覺得她的觀察很尖銳。”八九學運期間，代表研究生參加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的王超華，是當年少數的女性學生領袖。北京市公安局在“六四”後發佈的21人通緝名單中，就只有王超華和柴玲兩名女性。王超華憶述在1989年4月底、胡耀邦追悼會後幾天，她第一次到北大和學生領袖開會時，就是柴玲把她帶到男生宿舍，引見給封從德。
她說，當年的普遍現象，就是所有學生領袖的會議，都是在男生宿舍進行，房間裏頭全是男生，女生更多是從旁協助，使她感受到當中的性別差異：“比如我從我們學校到北大和其他學校，去看運動進行的狀況、去了解和交流時，到每一個學校去的一定都是男生宿舍。這些學運的積極份子正在某一個宿舍開會，女生在那邊一般都是，積極的女生基本上成了積極男生的祕書，女生基本上是輔助和支援的角色。”
王超華在學運期間已經37歲，是學生領袖中年齡較大的研究生，因而獲得其他學生領袖的尊重，比較可以不受女性身份束縛、自由發聲。回望當年，王超華認爲她和柴玲在學運中擔當了不同角色，卻都無法脫離性別色彩：“我是作爲一個年齡比大家大很多，然後可以起到平衡的一個角色。柴玲是作爲一個比較弱小，但是充滿激情的、純潔的、理想型的形象。從絕食開始到最後，都有一個很強號召力的形象。”
和雀氏一樣，王超華同樣認爲，女性在八九學運中的角色，在過去30多年一直被邊緣化。 “當然我一直在那兒，我本身就是一個女性的存在，但是我這個性別的身份，基本上是被邊緣化，或者是被抹去的，沒有被看作代表了性別的意義。這麼長時間，30幾年了，您是第一位找到我 ，從性別的角度來講六四。30多年啊，雖然身爲女性，雖然每年都在講紀念，但是這個性別角色是在歷史上被抹去，或被邊緣化。”
在八九學運中缺席的女權聲音
在當年的北京市民呂京花看來，學運中的女性領袖雖然不多，卻有很多女性參與了雜務和支援工作。當年在北京開了一家服裝店的她，受學生運動感染，乾脆關門不做生意，推着自行車爲學生募捐、送物資：“我是看着一幫學生端着捐款箱，還有一幫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呢。然後很多學生是外地的，沒喫沒喝的，我們老百姓能支持一點就支持吧，因爲畢竟是外地孩子嘛。我們能給一點幫助就給吧。”她說，“反正那時候呼哩嘩啦，市民都來支持，特別積極地給一些物資。家裏買的汽水，一箱一箱給大家端出來，家裏包的饅頭、包子也都端出來。”
呂京花更加入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組織工人運動。她擔任播報員，在天安門廣場上播報運動的最新消息，以及各種羣衆來稿，傳播工人及不同羣體的聲音。回看當時，她說學生和羣衆有反貪腐、爭取工人權益及政治改革的訴求，卻幾乎沒有聽到爭取女性權利的呼聲。
“我們受的教育畢竟是傳統教育，來束縛我們比較前衛的想法。包括人權啊，在我們眼裏都是新單詞，都是來到海外才知道。當時對婦女的權利意識有沒有？可能有，但是在這場運動當中，它的聲音非常弱，似乎沒有特意地帶出話題，說我們要提高女性的權益。”作爲女性，呂京花也承認，30多年前的她完全沒有意識要爲女權發聲。
“六四”後政治改革告終 女性成政治花瓶
王超華也表示，當年她參與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當學生準備和政府對話的議題時，女權訴求從未被列入議程當中。然而實際上，她認爲八九學運期間的女性社會地位，反而比文革時期倒退，原因是當中共走出文革、走進經濟改革以後，包括男女平等等很多社會議題，都被放棄。
毛澤東曾提倡“婦女能頂半邊天”，鼓勵女性走出家庭、投身公共領域。然而王超華認爲，隨着“六四”後政治改革告終，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也愈來愈低─社會傳統愈來愈要求女性要規順乖巧；在政治體制內，女性淪爲花瓶 ，更成爲權貴鬥爭中的犧牲品：“近二、三十年的經濟改革，官僚基本上就是權貴，同時有權和錢。打黑打貪的時候，常常就會揪出來，誰誰誰有多少情婦，女性變爲政治鬥爭當中，提供性服務的角色。不光是官場，包括大公司裏，都變成一個理所當然、被公開接受的情況。所以這是一個對女性非常不友好的社會現實。”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日前發佈的最新報告，指出中共二十大7名政治局常委中沒有女性，而24名政治局委員中，也20年來首次沒有女性。而十四屆中國全國人大中，女性比例不到27%。委員會對中國最高領導層缺少女性感到擔憂，敦促中國政府增加決策層以及政府部門的女性人數。委員會也對中國女性人權捍衛者被恐嚇和騷擾的報道表達關切。
呂京花認爲，正是中國目前的體制，纔會出現像“鐵鏈女”這樣的悲劇。然而習近平的太太彭麗媛，雖然頂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婦女、兒童特使”的頭銜，卻對“鐵鏈女”的情況不發一言：“彭麗媛對中國婦女作出過什麼貢獻啊？她不就是一個歌唱演員嗎？她有走到基層嗎？她瞭解中國婦女的痛苦嗎？如果你要真瞭解，你真的代表中國女性的話，去年三月就曝光了一個‘鐵鏈女’。彭麗媛還代表中國婦女，在國際婦女代表大會發言，我覺得簡直是違背婦女代表的職銜，是不能接受的。”
從沉默到爆發 從“白紙運動”走出來的中國女性
呂京花表示，她在海外中國人權機構任職時，不少中國基層婦女不堪重壓，相繼冒險致電給她，越洋曝光地方拆遷、勞動教養等社會不公問題，可見中國女性當中，已積累了一定程度對體制的不滿。
王超華認爲，中國社會長久的壓迫，使得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職業女性，都站出來參與“白紙運動”，對她們表示非常敬佩：“白紙運動，我們看到站在前邊的，絕大部分都是女生。包括被拘捕的，基本也都是女生，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個社會變遷。可以看到女權主義的意識正在進入新一代，受過教育的女性產生了自覺意識。”
曹芷馨、李元婧、翟登蕊、李思琪，四位在北京亮馬橋參與“白紙運動”後被捕的年輕女生，成爲了中國新一代女權運動的代表。而愈來愈多中國女性，也在海內外以不同形式發出反抗聲音。
像雀氏一樣，除了紀念“六四”的活動以外，她也努力舉辦和女性議題相關的活動：“通過讓大家認識女性主義，說不定她們會慢慢覺醒一些公民意識，然後就會慢慢去批判整個政治體系。所以反而通過女性主義的一些理論去切入的話，其實對大陸內的影響可能會更大一點。包括你看到在大陸內，其實女權運動就一直沒停過。”
新一代的中國女性，正接過天安門廣場上的話筒，在全球各地大聲爲她們的女性同胞發聲。
（由於安全原則，本文中的雀氏爲化名。她的聲音經過技術處理）
記者：呂熙（倫敦） 責編：嘉遠 網編：何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