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拜登的中國政策幕僚 (上) – 鷹派老將與新生代“中國通
揭密拜登的中國政策智囊 (上) – 鷹派老將與新生代“中國通”
RFA製圖
美國新政府上臺，拜登的對華政策團隊也陸續就位。這個團隊集合了新生代的中國通、民主黨鷹派的外交智囊以及曾嘗試與中國“接觸”卻大失所望的理想主義者。他們不再期望中國會從內部發生改變，而是重新強調團結盟友、達成“力量的平衡”來對抗中國。由於外界對這個將會爲美中關係帶來深遠影響的團隊的很多成員知之甚少，本臺記者唐家婕採寫了兩集專題報道《揭密拜登的對華政策幕僚》，今天播出上集: 鷹派老將與新生代“中國通”。
“我們正在與中國進行激烈的競爭。 與中國的戰略競爭將是21世紀的標誌性競爭。 ”拜登政府上任第一週，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在記者會上爲美中關係作了清晰的定義。
美國政權交接以來，從白宮、國務院官員到國家情報總監、國防部長、財政部長等各級官員就中國問題的表態，正傳出一致的信號：延續特朗普時期的對華政策大方針，對“戰略競爭對手”中國採取強硬立場。
國安會重組 “圍繞中國、中國、中國”
在華盛頓一月的凜冽寒風中，拜登的中國智囊團隊依序就位。
白宮國安會進行組織架構的重組，拜登承接了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提出的“印太戰略”概念，在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之下，新設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的職位，由坎貝爾（Kurt Campbell）出任。坎貝爾管轄三位高級主任，分別是負責中國事務的羅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負責南亞事務的古哈(Sumona Guha)、及負責東亞暨大洋洲事務的凱根(Edgard Kagan)。
成立於1947年的國安會長期爲美國總統制定外交及國安政策。這個原本因應全球冷戰而設立的智囊組織，也隨世界局勢變化做出調整。曾在小布什政府擔任國安會亞太事務高級主任的葛林 （Mike Green） 回憶，克林頓政府時代，國安會內歐洲辦公室規模仍是亞太辦公室的兩到三倍大，如今情況反了過來。
“(拜登)國安會的印太辦公室規模的擴大是史無前例的，”葛林告訴本臺，“這表明了亞洲成爲最重要的問題，而中國則是如今美國面對的最重要的挑戰。國安會內其他的高級官員們，比如應對氣候變化等議題，也都要圍繞着中國、中國、中國。”
鷹派外交老將 共同交集點是希拉里
沙利文、坎貝爾、羅森伯格這三位執掌拜登中國政策的資深官員，職業生涯中一段最大的交集，與其說是奧巴馬，更準確說是被視爲對華鷹派的希拉里·克林頓。
希拉里在2009年至2013年擔任國務卿時，沙利文是她的首席政策幕僚。坎貝爾擔任國務院東亞助卿，他還是當時“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戰略的設計師，也在2012年赴北京美國大使館處理陳光誠赴美庇護一事。羅森伯格則曾擔任當時國務院副卿布林肯的首席幕僚長，後擔任希拉里競選總統時期的外交顧問。她近年加入智庫研究對華政策，尤其關注中國虛假信息戰對民主制度的影響。
“我將中國崛起視爲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地緣政治事件。”現年四十三歲的沙利文2020年5月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一場活動上談到，他與坎貝爾都肯定特朗普將中國定調爲“戰略競爭者”的作法，但反對以冷戰思維對抗中國，並批評特朗普政府用“雙邊關係”模式處理中國問題，忽略了盟友的力量。
“給予中國一個和國際社會合作的選項，這是可能的，而且是以一種各方都受益的方式進行，同時提供清晰的步驟。如果中國繼續行進在一條讓該區域其他國家都十分擔心的道路上，將會面臨後果……。” 現年64歲的坎貝爾則在今年1月亞洲協會的活動上進一步闡述，“(在中國問題上)，美國不僅要聯合盟友，解決貿易、科技、軍事等戰略性問題，最重要的是要讓亞洲國家明白，美國已死的謠言不對，我們將會繼續在亞洲發揮強勁的、佔主導的地位。”
坎貝爾也自省美國四十多年來的對華接觸政策，並未達到目標。“華盛頓對於重塑中國抱有太大的信心”，坎貝爾在2018年一篇文章寫到，“胡蘿蔔和棍棒都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動搖中國。”
八零後 “新中國通” 登場 看中國“更現實”
在拜登國安會的中國相關任命中，還有兩位備受矚目的八零後面孔：杜如松(Rush Doshi)、格維茨(Julian Gewirtz)接任國安會中國主任。他們與老一輩“中國通”最大的不同在於直接通曉中文、可以閱讀中共官方文件的能力，以及他們接觸中國的經驗。
老布什時代擔任國安會亞太高級主任的包道格（Douglas H. Paal）提到，對老一輩的“中國通”來說，在他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塊記憶，是文革後中國改革開放、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鉅變的中國；而這羣坐在美國課堂裡，聽着老中國通分享見聞的新生代，在近十年間第一次到了中國，卻有着全然不同的體驗。
“他們看着中國在內部沒有變得更加自由，反而是軍國主義和威權主義在不斷擴張。很自然地，他們會將自己負面的經歷帶入當今的政策制定過程中。”包道格告訴本臺。
2012年，杜如松作爲美國政府資助的富布賴特項目的一員在雲南待了一年。他遊歷喜馬拉雅山、研究中緬、中巴、中印邊界問題，對中國在南亞的擴張有深刻觀察。他在進入白宮之前擔任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s）中國戰略計畫主任，在今年即將出版的新書《長遠的策略：中國取代美國秩序的大戰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暫譯)中，杜如松尖銳地剖析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的三次外交戰略轉向。
杜如松認爲，第一次“轉向”發生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和蘇聯解體後，鄧小平、江澤民表面採用“韜光養晦”外交路線，但卻開始以貿易、加入區域組織等方式弱化美國影響力，目標是重新制定規則。第二次“轉向”在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中國看準美國衰退，胡錦濤轉而強調在外交上“有所作爲”，堅定了建立區域秩序的決心，這包含之後的一帶一路政策。第三次“轉向”，則在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後，中國看準民主國家正在退出他們所建立的國際秩序，更有野心地挑戰美國地位。
“中國希望美國在亞洲的角色有所減少，在某些國際聯盟中的地位被終止、或至少被懷疑。”杜如松去年12月在布魯金斯學會的一場研討會上分析，中國現階段的戰略，是利用美國淡出亞洲的時機，一方面在領土上以北京的立場解決紛爭，另一方面打造中國成爲亞洲經濟金融中心、成爲區域規則的制定者，最後再以各種手段懲罰“不尊重北京立場”的國家。他提到，目前澳大利亞遭中國外交、經貿打壓就是最好的例證。
拜登中國政策智囊 不再相信中國
年僅32歲的國安會中國主任格維茨(Julian Gewirtz)從小就學習中文。2009年，他赴北京知名媒體人胡舒立領導的《財經》雜誌社實習。那段經歷讓他見證過追尋媒體自由的第一線中國記者，更促成他日後研究美中經濟學家往來歷史的興趣，於2017年出版《不可能的合作伙伴：中國的改革者、西方的經濟學家和全球化中國的形成》一書。
“在我看來，如今的中國領導人似乎加倍地認爲經濟政策應在許多情況下服從於政治。 這意味着思想家和政策制定者在尋求新理念、在公開辯論時，面臨着越來越嚴格的限制。”格維茨在2019年一段公開演講中分析，習近平政權以一種“讓人極爲不安”的手段，把中國學術、媒體和社會許多方面封閉了起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採取這些政策的代價可能會很高。”
“他們(新生代中國通)仍對中國着迷，仍然預見有一天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可以重新得到發展。但他們對中國沒有先入爲主的盼望，也不期望中國的轉變。他們是現實主義者(Realist)。”葛林說。
奧巴馬執政時期，民主黨內的對華鷹派仍與理想主義者有所拉扯，但四年後的拜登的中國政策團隊，正在葛林口中的對華“現實主義”中找到共鳴。
這隻集合了新生代中國通、民主黨鷹派的外交智囊、曾嘗試與中國“接觸”卻大失所望的理想主義者的隊伍，不再以期望中國發生改變作爲出發點，並且重新強調“力量的平衡”(Balance of power)來對抗中國。
今年1月12日，坎貝爾與杜如松合寫了題爲《美國如何加固亞洲秩序—恢復平衡與正統的戰略》的文章，文中點出中國在亞太日益增長的實力、以及北京更加大膽的“領土冒險主義”，讓區域更加不平衡，而特朗普政府忽視盟友的作法，讓中國更有重塑亞洲秩序的機會。因此，美國有必要重新與亞洲接觸。
文中的思路是，美國應該針對特定問題建立特定機構，充分利用現有多邊機制。比如針對貿易、供應鏈的議題，可在西方七國集團（G7）的基礎上邀請澳大利亞、印度和韓國組建“民主政體十國集團”（D10）；在應對中國軍事擴張議題上，則可從現有由澳大利亞、印度、日本和美國組成的四方聯盟(Quad)繼續擴大。
“這羣思想家們不再尋求與中國建立信任，他們認爲美國必須更加強硬。”葛林補充道，而當下習近平激進的作爲，只是更加強化拜登政府以及美國兩黨更強而有力的對華共識。
(記者：唐家婕 責編：申鏵 網編：洪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