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後的中國變局：民意在嬗變

中國放鬆疫情管制措施之後，染疫人口爆增，家屬排隊火化親人遺體。

過去三年疫情期間，中國老百姓經歷了很多的磨難和跌宕起伏的政局，尤其是2022年，各種大事件接踵而至，讓人應接不暇，包括上海等地的封城、二十大上習近平連任、富士康工人抗議、白紙運動和疫情封控驟然放開等重大事件。在多年未有的社會變動中，中國民意在發生什麼樣的變化？這些變化對當下的中國社會到底意味着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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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大約是從把刀插入自己的胸膛那一刻開始，就徹底改變了他對中國的看法。（爲安全考慮，李華爲受訪者的化名。）

從刀插入胸膛開始

那是在2021年夏季的一天，離李華2023年初加入重慶元匯吉公司工人抗議行動，還有一年半的時間。

李華當時因爲幫朋友介紹工作而被牽涉到一樁詐騙案中，遭到警方的抓捕和審問。但在派出所的遭遇讓他難以接受，“派出所找到我，但我就像被黑社會綁架一樣。（你不是講法律的嗎？法律是讓你這樣做的嗎？）進去之後，（他們）對我動私刑，還暗示我拿錢走路。”

李華對警察並不是沒有經驗，更年輕的時候，他因爲有違法行爲，曾短期坐過牢。但在當下的經歷中，警察簡直是要逼死他，他這樣回憶說。李華採取了慘烈的抗爭方式，在監視居住期間把刀插入自己的胸膛。

“刀捅到我胸口了，我都以爲我死了，然後他們把我送到醫院去搶救過來了。那個刀子貼着心臟，就差一丁點兒、一丁點兒，就插到心臟了，”隔着電話，我看不見李華說話時候的表情, 。

李華初中沒畢業就出來在社會上混跡，打散工。年紀輕的時候他常常被人欺負，做幾個月工卻拿不到工資，在各處嚐遍了工廠的黑暗。

雖然過得這麼辛苦，李華卻說他一直都很愛國，但2021年那次嘗試自殺似乎成爲了他心態的轉折點，“就是兩年之前我都是很愛國的，網上如果有人評判中國有什麼不好不好，我一定會狠狠地兌他。但是就在這一年多，我的心態變了。現在說老實話，共產黨...，”似乎是在電話裏有些靦腆，他稍顯猶豫地用了一個髒字，但隨即態度變得堅決起來，“現在就算全世界來打中國，我都會拍着巴掌叫好。”

從那次不成功的自殺後，李華對這個“國家”的怨憤一直沒有消解。當他說到“中國”時，他憎惡的對象有時似乎是指社會中所有欺壓他的力量，有時又似乎是指這一切背後的那個政權。這種憤怒的情緒終於在今年1月初重慶元匯吉醫藥公司的工人抗議中有了爆發的機會。

1月7日，元匯吉藥廠的工人因爲不滿被公司突然解聘，在廠區舉行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並與警方對峙。因爲不堪忍受工廠粗暴管理而已經提前離職的李華當天早上跑了二十多公里，從住處到廠區去參與抗議，“我就是很氣憤，這個廠根本就沒把人當人，就是當牛馬。”

抗議的工人在1月的寒風裏，當街燃燒他們自己生產的新冠抗原試劑盒取暖。火光燃盡後，李華也離開了工廠。李華現在幹起了零工，每天要凌晨纔回到家裏，他說他已經不願意再回到工廠。

 

 

“無產階級革命的序章”

這兩年，李華都是在激烈的抗爭之後脫離了原有的生活軌道，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像他這樣決絕。在中國有千千萬萬的勞工羣體似乎只能掙扎在長時間的勞動和糟糕的待遇中，只是偶有反抗。

在重慶元匯吉藥廠工人抗議爆發之前一個多月，2022年11月下旬的兩天裏，鄭州富士康集團工人不滿資方變更合約以及疫情隔離措施而發起了大規模抗議，並與警方發生了暴力衝突。

在富士康工人抗議的第二天（11月23日），社交軟件“電報”上就流傳着一篇題爲《富士康工人在怒吼》的文章，這篇文章出自名爲《中國無產階級鬥爭報》的網絡刊物。文章開篇寫到這場抗爭的場景，“富士康的工人正在跟資產階級的走狗進行殊死的搏鬥，欄杆、鐵管、石塊漫天飛舞，砸向穿着白色防護服的警察；人羣跟隨着招展的紅旗前進，憤怒的叫喊聲像火球一樣滾動。警察使用催淚瓦斯、開槍鎮壓，工人倒在血泊中。”

出於安全考慮化名“漸馳”接受採訪的一位工友把這篇帶着階級視角的文章發給我，並且鄭重地對我說，“富士康工人運動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序章是毫無疑義的。”

他解釋說，“富士康是一個超級大廠，在中國的血汗工廠中有着明確的代表意義。......富士康工人運動表明了：用自己的血汗勞動供養了全社會的工人階級已經不願再做奴隸了。這個巨人正在甦醒，正在抖落身上的灰塵和寄生蟲，即將站起身來砸碎束縛在自己乃至全人類身上的鎖鏈。它的意義必將爲歷史所銘記。”

漸馳是在私企大工廠生產一線工作的產線工人，他似乎每天都很忙，在延續十天的筆談採訪中，他只是偶爾有時間在“電報”裏回覆記者的問題。有時他會疲倦地寫一句，“暫時沒有時間和精力，抱歉。”

有一次談到個人處境時，他拒絕透露細節，但他又忍不住帶着情緒質問記者說，“工人不敢生病，因爲可能生一天的病住一天的院，幾個月的辛苦錢就會付諸東流。這種感覺你明白嗎？”

過一分鐘，他又寫到，“工人有父母也有孩子。父母多在農村，子女也多是留守兒童。疫情席捲，死得最多的，是誰的親人？工人的親人。”

對於作爲富士康工人運動背景的疫情封控措施，漸馳的態度有些讓人意外，“鼓吹封控和放開的都是一羣壞痞子，......雙方都想把工人及底層羣衆當作政治籌碼，......我問你，封控和放開的決策，哪一個有着工人的參與？”但當記者追問，到底什麼做法纔是正確的，他卻沒有回答。

富士康工人運動發生時，漸馳正在工廠上班，他周圍的工友們對這場運動普遍感到同情與憤慨；同時，漸馳敏銳地察覺到，工人們並不關心隨後發生的白紙運動，“他們進行的白紙運動，在我們工人階級中全然沒有半點影響力。這不是因爲我們不知道這些事情，而是因爲我們知道他們跟我們是兩個階級、兩個世界的人，是‘有腦子的高高在上’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永遠無法想象出工人階級的痛苦。”

 

 

漸馳質疑說，“舉白紙的訴求是什麼？是想要有言論自由等政治自由。訴求政治自由如果成功了，對哪個羣體最有利？答案是中國的‘在野黨’私人資產階級及依附於他們的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而政治自由能帶來的好處對當今的工人階級來說是微乎其微的。”

波譎雲詭的一週

在漸馳眼裏存在重大政治分野的富士康工人運動和白紙運動，其實就發生在2022年11月21日到27日的這一週當中，中間還隔着因封控致多人死傷的烏魯木齊火災。

白紙運動的參加者“楊雲娟”倒沒有覺得富士康工人運動與白紙運動之間有那麼大的距離。當她在網上看到富士康的消息時，第一反應是，“挺好的，總算鬧起來了，”她比較同情工人羣體，她接着說，“中國號稱社會主義國家，卻變成了血汗工廠，早該鬧鬧了。那段時間我就覺得誰鬧都好。”出於安全原因，楊雲娟是化名。

白紙運動被認爲是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之後，中國又一次全國性的抗議運動。這一運動實際與富士康工人運動、重慶藥廠抗議一樣，都是以民衆反對不合理疫情封控政策爲背景。

 

 

楊雲娟在11月27日晚去了北京亮馬橋下的白紙抗議現場，她當時也是跑了幾十公里，特意趕過去的。她當晚記得最深的畫面是，“所有的車都在鳴笛，路燈下還有人把手機或者藍牙音箱伸出來放國際歌。”

雖然身處情緒激昂的示威人羣中，但楊雲娟很謹慎，她主要是在圍觀，“感覺大家很陌生，又信任又互相戒備。”楊雲娟也舉着白紙，但她笑稱自己主要是用來擋臉的。她認識或知道的幾個人後來因爲在亮馬橋下抗議而被捕，但她自己還暫時安全。

楊雲娟對白紙運動最大的感受是，中國人比她想象的更勇敢，“其實我意外的是，很多我認識的人去了，而且沒去的也在支持，比如幫忙請律師協調各種事務。”

在上海等地的白紙運動現場，有人喊出了“共產黨下臺”、“習近平下臺”等激烈的政治口號。這在中共建政後極爲罕見。但楊雲娟認爲白紙運動不應該被高估，因爲她在現場遇到的很多人都是對政治沒有認知的普通人，他們的訴求就是要解封、要工作。雖然如此，她依然堅定地認爲，白紙運動有歷史意義，“這一刻一定會被歷史記錄下來，並且推動以後的社會變革。對很多人來說，突破禁忌上一次街，隨着後續的發展，會變得更勇敢，或者更謹慎。”

楊雲娟來自某個三線城市，當地經濟凋敝，很難有理想的職業機會，所以她和很多年輕人一樣把希望寄託在北上廣深，她就是被這股潮流裹挾着留在了北京。但大學畢業後，她工作的經歷並不順利；接受採訪時她剛剛辭職，現在“被迫”做着自由職業。

對於工人羣體對白紙運動代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指責，楊雲娟說，他們這樣的北漂並不屬於小資產階級，“我們沒有房子，也幾乎不可能獲得北京戶口，”她對現實的不滿並不只是沒有房子，還有薪酬不高，“上一家公司的辦公樓午餐大概20-50元，我爲了省錢不敢喫太多菜，每天都在快餐廳裏點最便宜的菜和一個鹹鴨蛋，20-25元。”

 

 

爲了省錢，楊雲娟住在北京五環外，每天地鐵往返都要兩個小時。她爲自己的階層辯護說，“我知道工人感受到的壓迫肯定是我們這些腦力勞動者的幾倍。但這是共產黨的問題不是市民階層的問題。”

“都是打工人”

身在中部小城的辦公室白領康立舒對工人階級與白領的兩分法也並不以爲然，他說，“我們都是‘打工人’這個羣體的一員。或者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都是當代的‘無產階級’。”出於安全考慮，康立舒同樣是用化名接受採訪。

剛畢業那陣，康立舒做過很多個臨時工，包括在飯店端盤子，後來好不容易找到目前這份辦公室的工作，但他對這份工作仍然沒有歸屬感。

康立舒的工資不高，疫情前他作爲新員工的試用工資是 2200元人民幣，但在封控期間遠程辦公的情況下，每月只發 1400，疫情期間有時需要搶購高價生活物資，以至於他應付日常生活都有些捉襟見肘。他憤憤地說，“這不是狗屁工作什麼是狗屁工作？”

對於去年年底以來發生的多起社會抗議事件，康立舒的感覺很是振奮，“就是讓我越發相信中國這個利維坦並沒有想象中那般無所不能，當社會危機不可避免，一場變革終將會摧枯拉朽般發生，這很振奮人心。”

康立舒期待着變革，這和他的政治立場有關。他把自己劃歸爲所謂的“新新左派”。在他眼裏，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學界發生國家主義轉向而出現的“新左派”已經無法解釋現實，“他們思想轉向國家主義（典型如汪暉），轉而擁護起當局統治，鼓吹‘中國模式’是對‘美帝’爲首的西方世界的挑戰。”

康立舒分析說，新新左派主要是當前活躍的一些左派青年。“‘改革開放的紅利’（高速經濟增長）給當局帶來的執政合法性逐漸消失，‘先富帶動後富’神話破滅，高房價、高物價、低收入，再加上‘996’式加班工作等等，種種社會困境讓年輕人成爲經濟下行中的承壓者。” 他說，這些年輕人需要理論武器來理解現實，轉而找到了他們最觸手可及的理論武器——馬克思主義。

康立舒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的工具來分析目前工人階級和市民階層之間出現的政治分野，“無論是體力勞動者，還是腦力勞動者都無法在危機中獨善其身。借用馬克思主義的邏輯來說，社會危機爲不同身份的普羅大衆的聯合創造了客觀條件，也爲新社會的誕生創造了客觀條件。”他強調，與其執着於研究“白紙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差異，自己期待看到更多類似於這些運動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

“看客”的意見

實際上，富士康工人運動和白紙運動都只是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社會抗議的一個縮影。據美國華盛頓智庫“自由之家”2月份的最新報告，自去年6月份到年底，中國發生了多達1080起抗議事件，尤以9到11月份爲抗議的高峯。其中工人抗議事件有168起，城市居民和學生抗議合計也有209起。

在這樣的“直接行動”中，工人李華和白領楊雲娟都是親身參與者，工人漸馳和白領康立舒則一直在積極地關注，並參與了社媒上對這些抗議的討論和定義。但他們似乎也只能算人羣中的少數，更多的人則是隔着遠遠的距離在觀望。

一位在知乎上點贊數近200萬並且有兩枚徽章的大V匿名接受本臺採訪時說，他能感覺到，多數民衆對白紙運動還是屬於看客心態，“就是看看熱鬧，有一部分人會覺得白紙運動促成了封控政策的放開，這是比較正面的評價，負面評價倒沒有。”他補充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看熱鬧的多，真正願意去爭取權利的很少。

雖然是看客，但這並不表明他們沒有情緒和意見。身在上海的包維尼告訴記者，從10月份的北京四通橋抗議開始，無論是工人抗議，還是白紙運動，或是12月份管控迅速解封，他更關注的都是這一切事件的背後普通人情緒的變化。出於安全的考慮，包維尼是他的化名。

包維尼說，白紙運動這樣的反抗並非突如其來，而是長期怨氣積累的結果，“從8月份開始，中國的互聯網平臺諸如知乎、b站等就開始對中共冷嘲熱諷，對防疫政策挖苦諷刺，這種情況到了白紙運動前夕達到頂峯。”

 

 

包維尼用網上流行語“衝塔”來形容白紙運動對當權者的挑戰。他個人對此並不感冒，“因爲衝塔對解決問題幫助不大，如果衝塔行爲不被公衆認可，那就是毫無意義的犧牲。”

但在疫情管控解封之前，包維尼的個人情緒其實已經達到了忍耐的極限；他說他當時的心情非常抑鬱，經常失眠，對任何事都提不起興趣。

似乎是一種相互印證，從12月初開始解封，包維尼在人們的臉上也沒有看到什麼喜慶或悅色，而是集體性的沉默。他對這種沉默的解釋是，“三年的封控讓大家受夠了，解封來的太遲，所以大家有些失望，有怨氣又不敢表達，只能沉默。”

但沉默本身有時也可以成爲一種表達。解封之前，包維尼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就注意到一個明顯的變化：2020、2021年國慶節他的朋友圈很多人用國旗做頭像並發表一些愛國口號，到了2022年國慶節大家只是沉默。

包維尼說，老百姓未必懂什麼政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七個人他們恐怕都認不全，他們的怨氣往往針對的是直接影響他們生活的權力。

實行清零政策期間，包維尼所在的小區和很多其他基層社區一樣，街道居委會、甚至物業公司都可以隨意查驗各種碼，阻止居民自由出入，還有就是不眠不休的強制核酸檢測，這讓包維尼和身邊的人無比厭惡。包維尼說，這些社區、居委會和街道辦三年來無法無天，這種對基層政治生態的破壞不是短時間就能恢復的，“有的社區表面上回到以前，但是居民心理上的隔閡、仇視不會改變。”

 

 

“刺殺希特勒”

中國的形勢是否已經到了產生政治變局的關口，現在似乎還難以判斷。但並不難看到，很多民衆對政府的態度正在迅速地從支持、信任轉變成困惑或憤怒。

在浙江做小生意的李女士也在疫情中苦熬了三年，但她是直到政府突然放開管控，纔對政府產生了懷疑，“我一開始是相信它（政府）的，你說前面那麼嚴，但一下子180度的轉彎，這讓人心理上無所適從。我覺得有認真思考的人，一開始可能都適應不了。”

在疫情之前，不願透露全名的李女士感覺自己是自由的。在她眼裏，自由就是在節假日可以忙得有錢賺，能夠比較好地滿足一家人的生活所需，甚至準備好讓目前就讀初中的兒子以後可以出國走走，留學等等。但在疫情期間，政府反覆無常的管控措施讓這種自由受到了嚴重的干擾。

對李女士自己的生意來說，目前放開肯定是有利的，但她對政府的懷疑已經揮之不去，“就這個疫情防控來說，對我們老百姓的透明度應該要增加一點，”她也認爲老百姓應該有自己發聲的渠道，“有的時候，該讓老百姓說一些話的，發表一些意見的，還是可以的，因爲有時候這並不涉及到他的政治安全。”

但李女士對這個政府體制並沒有太大的意見，她是覺得這個政府沒有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前面，“作爲普通的老百姓，我也不想生活在一個不安穩的社會里，你把社會穩定、國家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也可以理解，但你做這個的同時，也可以讓老百姓自由一點。”

李女士近幾個月經歷的心路彷徨在當前的中國社會並不罕見。前述那位知乎網的大V觀察到，民衆對清零政策的態度是來回跳動的，“在之前要求放棄清零的時候，他們認爲導致他們沒飯喫的人是習近平；但是真正放棄清零政策之後，他們又把責任歸結到那些專家頭上，他們認爲是專家的說法導致了清零政策的結束，導致了他們後來感染。”

大V說這些話的時候，已經是2月初，中國各大城市的新冠感染高峯多數已經過去。他感覺到，當前中國的民意已經和兩年前中國政府召開抗疫慶功大會時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他們對這個體制的態度已經產生了動搖，“這個比例很大，具體百分比多少我說不太清，但我身邊很多的人已經不再那麼崇拜、那麼信任體制。”

 

 

公信力喪失給執政者帶來挑戰

網友“V閃閃”新年第二天（1月2日）在微博上發文《請告訴我，憑什麼逼我團結？》，自述他有基礎病的舅舅因爲感染新冠去世，當天出殯，而他自己也感染了新冠，尚未康復。他在文章中質問說，“我不想再僅僅是接受節哀的安慰了，我只想弄明白憑什麼逼我必須接受單一的，一切都在向好發展的社會論調？就算這被定義爲社會主流觀點，那我就得跟着這樣的觀點，無條件的服從這類價值的安排嗎？”

民衆對政府公信力的質疑似乎正在他們的體內蘊積着怒氣。身在上海的包維尼分析說，“這種氣甚至他們自己也說不明白，但是潛意識裏有，一到關鍵時刻就會流露出來。”

2月8日，武漢市上萬名退休人員因爲懷疑醫保改革不公，聚集在市政府門前討說法。其中還有人說，如果市長不解釋清楚，一週後還會舉行示威。從現場視頻可以看到，他們當中有人用手機放起了《國際歌》，很多人跟着合唱，恍惚間人們又看到了“白紙運動”的影子。

儘管這場醫保改革長期看是否對老人和病患有利還存在爭議，一直關注這場示威的武漢人張先生認爲，“武漢退休人員抗議的真正原因是社會的不公平，導致根本不相信共產黨的政策了，哪怕是真的有益。（共產黨）確實陷進塔西陀陷阱了。”

從去年10月初，有人在北京四通橋上燃起煙火、斥責習近平是“獨裁國賊”開始，先後有二十大召開、習近平連任，富士康工人抗議行動，烏魯木齊高層住宅火災，全國性的白紙運動，清零政策突然終結，再到今年1月的重慶藥廠工人抗議行動，和最近的武漢老人示威活動。短短四個月，中國的命運就在這波瀾壯闊的社會變動中起起伏伏，中國民意也在其中發生着流變。

獨立時評人、前鳳凰網“十大最有影響力名博”之一的蔡慎坤評論說，“當在這種體制下，每個人經歷了這麼一番折騰之後，肯定會有對未來很多不同的心態出現。......未來的社會還想像過去那樣通過謊言來治國，所需的難度或技巧恐怕會越來越高。”

習近平在2023年的新年賀詞中說， “中國這麼大，不同人會有不同訴求，對同一件事也會有不同看法，這很正常，要通過溝通協商凝聚共識。”這表明中國政府已經注意到了年底以來諸多重大事件中所表達的民意。但民意的變化能否推動中國政府做出某些改變，依然懸而未決。

蔡慎坤對此並不樂觀，“當人們集體願意站起來反抗這種體制的時候，它（政府）也會有些妥協，或者是有些讓步，但它私底下的控制，包括對站出來反抗的一些主要牽頭人進行嚴酷的鎮壓，這是少不了的環節。”

但他強調，三年下來，很多人，包括過去支持這種體制的人，也不願意再順服，不願意再妥協。在這種情況下，對抗的事情恐怕會越來越多，包括體制內的對抗也會出現。

 

記者：王允    編輯：申鏵    網編: 何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