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亞洲電臺年度十大新聞票選：李克強稱六億人月收入僅一千元，中國宣佈全面脫貧奔小康
中國總理李克強稱中國有六億人月收入只有一千元人民幣
推特截圖
“李克強稱六億人月收入僅一千人民幣，中國宣佈全面脫貧奔小康”這條新聞，位列本臺2020年十大新聞票選結果第三名。這場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動、牽動全球目光的脫貧運動，最終成果如何？宣告脫貧成功之後，中國又立下什麼新目標？
“我們如期完成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12月3日，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時，如是宣佈。
11月23日，中國832個貧困縣全部脫貧摘帽。中國官媒稱其爲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蹟：改革開放40多年來，7.5億人成功脫貧，對世界減貧貢獻率超過70%。
“奇蹟，似乎也太誇張了。” 美國當代國際事務研究所 (ICWA)研究員吳馬太（Matthew Chitwood）說，“其實，中國絕對貧困的（4000元）標準定得很低。下一步，他們可以用兩個標準線：1.相對貧困，農村地區大概是8000元。2. 世界銀行對中低收入國家的貧困線標準，每日收入3.2美元。”
甘犁：中國脫貧成果實實在在
“過去二十五年，全球超過十億人脫離極端貧困。而從減貧速度來看，中國是走的最快的。這是咱們這個民族長期以來的夢想。”西南財大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丹尼爾·麥克法登的甘犁教授則持不同看法。
“政府有一點不計成本的意思。強大的政府執行力，不僅貫穿在當地政府，也貫穿在幫扶機構，比如企業、高校、事業單位。整體的工作是很實在的，數據也很實在，因爲是比較嚴肅的評估過程，這點上我覺得沒有打折扣。”
自2009年開始，甘犁發起並領導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收集全中國及省級有代表性的28000多戶家庭資產、負債、收支等微觀數據，也目睹了居民生活水平的顯著變化。
“這些年，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是‘發展’，發展是第一位的，這個我覺得沒有任何問題。中國基礎設施的投資遠遠高於發達國家，從GDP的比例（來講）。” 甘犁說，“再往後走，基礎設施投資的邊際收益要有一個評估。應該考慮拿出一部分，投入到老百姓身上，特別是低收入家庭。”
中國採取精準扶貧的方式，今年三月前曾派遣25.5萬個駐村工作隊、290多萬名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幹部定點幫扶。在四川涼山走訪期間，甘犁接觸到山腰處的一戶人家，拒絕跟從扶貧幹部的搬遷安排，村裏後來妥協，爲他單獨安裝了水管。
“村幹部是非常值得尊重的一羣人，收入奇低，工作極度辛苦。不好的情況也有，大多數人蠻盡心盡力。村幹部幫忙聯絡以後，他拿到一筆貸款，養了很多雞，也養了豬，生活一下子有很大好轉。”
吳馬太：脫貧運動沒有創造大量工作機會
2020年，雲南邦東鄉7個脫貧村1408戶5360人脫貧成果得以鞏固。去年，產業扶貧資金投入1864.94萬元。邦東村的農村經濟總收入3900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1000元。
這個坐落於瀾滄江畔、高山峻嶺之間的古茶之鄉曾經被長久遺忘。“直到今天，改革開放的福利終於惠及窮鄉僻壤。西方世界需要記得，中共之所以成爲中共，不僅僅是靠宣傳和洗腦。”吳馬太感嘆道，鄧小平承諾的先富帶動後富沒有淪爲空談。
在這實地考察的兩年間，他見證到村裏通了公路、鄰居從土坯房搬入水泥房、孩子得以免費讀書。“他們反反覆覆說，‘國家政策好’。脫貧運動是習近平的孩子，習近平是脫貧的臉孔。他的海報出現在每個人的廚房，或者平板電視上方。”
比起遠在天邊的新疆集中營、無牆的互聯網和民主政體，吳馬太看到，更加吸引邦東村民的是五萬元的住房補貼，還有五萬元的低利貸款。
中國官媒新華社的一篇特稿挑揀了他發佈在《外交事務》文章中的積極元素——“在中國西南偏遠的雲南省邦東村，美國當代世界事務研究所研究員馬修·奇特伍德（即吳馬太）看到了貧困戶張文富的新房，寬敞明亮。”
可是，張文富的故事還沒講完。吳馬太告訴本臺，中國扶貧的可持續性引人擔憂，農村教育、戶口、土地使用等結構問題還沒解決，未來任重道遠。
“路和房子都很好，但很多人依賴於政府的醫療、教育和養老補貼，脫貧運動並沒有創造大量工作機會。邦東村周圍很多小村子，不會搞經濟作物，還是搞玉米和水稻。很多工廠倒閉、搬到東南亞，失業在未來會越來越多。”
美研究：農村勞動力遭疫情重創、就業形勢脆弱
2020年9月份，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爲5.4%，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總量17952萬人，同比減少384萬人，下降2.1%。
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gram)的項目經理狄馨怡（Sarah-Eve Dill）認爲，“ 這些好轉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更重大的問題是，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情況十分不穩定。”
她參與撰寫的一篇研究論文指出，在疫情嚴重的二月份，近四分之三的受訪村民無法工作。有十分之一的人靠借錢度日，食品物價都在上漲，而中央政府卻將大部分援助資金用於城市地區的企業。
狄馨怡說，農村弱勢羣體的脫貧成果十分脆弱，或許經不起往後的經濟動盪和突發事件。“如果疫情第二輪來襲，農村勞動力很可能要再失業幾個月。如果政府不提供援助和社會安全網，他們可能落入貧困線以下 。”
脫貧之後主攻相對貧困、鄉村振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12月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宣佈，從脫貧之日起設立“5年過渡期”，逐步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平穩過渡。他多次強調，摘帽不摘責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幫扶、摘帽不摘監管。
“集中式的（脫貧），有必要，一下子抬起來。但是再往前繼續走，保障體系之外應該加上激勵，就是鼓勵‘內生動力’的制度建設。” 甘犁認爲，防止返貧，需警惕養懶漢，亟需建立既有保障也有激勵的長效機制。
2015年之後，他在四川開展“勞動激勵“實驗，按勞動所得按比例給予現金獎勵，鼓勵貧困戶多勞多得。兩年後，這種造血式扶貧成果顯著，由當地十幾個縣政府接手推廣。
2020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還指出，扶貧工作重心將轉向解決相對貧困。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標準，通常以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作爲該國家的貧困線。
“‘相對貧困’一旦提出來，就表明這是個不會終止的事情。永遠都會有相對低收入的人羣，永遠都需要社會的幫助。”甘犁說，2020年的脫貧成功是一個階段性成就，同時也是一條漫長道路的開始。
他舉例說，中國目前對貧困人口的轉移支付不足經合組織(OECD) 國家的一半。美國的低收入家庭福利優惠（EITC）值得借鑑，還可以擴大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政策的覆蓋範圍，提高低保羣體的數量，以及放低失業保險的門檻。
自由亞洲電臺記者薛小山華盛頓報道 責編：申鏵 網編：洪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