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利維坦怪獸虎視眈眈下，中國向何處去？（上）
自由亞洲電臺製圖
利維坦是《聖經》裏的怪獸，被西方政治學者用來指代強勢的政府權力。近一年來，中國政府延續習近平掌權之後的一系列做法，在經濟、教育、文化等社會多個層面將政府的控制推向極致，讓人感到一頭權力的利維坦怪獸正在虎視眈眈。那麼習近平到底想幹什麼？在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召開之際，這是縈繞在很多人心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以下是本臺記者王允三集專題報道的第一集。
9月23日，秋分，與往年的秋分似乎並沒有什麼區別。
傍晚央視的新聞聯播裏除了習近平向全國農民祝賀第四個“豐收節”，中國代表在聯合國闡述中國人權理念外，全中國似乎並沒有什麼大事。
在這平靜的一天中，位於中國南方上海的復旦大學一場普通的文學講座卻被突然叫停。
著名的文學教授許子東以小說《白鹿原》爲主題的線上講座，纔開始二十多分鐘，就由於學生拍照向復旦校方舉報，被迫中止了網絡直播，原因是直播沒有提前報備。
一場講座被校方的行政命令中止在中國似乎無足輕重，事件本身也如一滴水掉入大海，在中國媒體上沒有任何迴響，只在微博等社媒上偶有漣漪。
“最後的武士”
但身在北京的政治學者吳強卻明顯感覺出這滴水的重量，“實際上，現在學生和老師的關係已經變化了，已經不是教學相長，或者是傳統的教學關係，現在的學生聽課已經變成是在審查了。”
在吳強看來，許子東這個案例反映了中國政府近年來對學術思想控制的加劇。他強調，對學術界的控制從2013年中共中央辦公廳下達9號文件就開始了。這份名爲《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中提到了中國意識形態建設面臨的六大挑戰，其中第一條談及西方文化滲透的一個主要方式是以教育和學術交流爲掩飾，向高層學者、知識分子等社會精英進行價值觀滲透。
作爲這種控制的表現之一，吳強用了一個詞，“清洗”，而他本人就是這種清洗的受害者。
吳強於2008年獲得德國杜伊斯堡大學政治學博士後，從2009年開始在重建的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擔任教師，2014年他因爲對香港“佔中運動”進行學術調查，遭到清華大學解聘，但直到今年初，他才收到正式的解聘通知，並且被禁止進入清華園。
在提出勞動仲裁被駁回後，吳強於今年六月對清華大學提出了起訴，要求後者補發過去六年停職待崗期間的工資及社保金等，並恢復教研工作。
“這當然是一種反守爲攻的方式，我也在試圖緩解這種壓力，否則的話我的出版、我的言論會繼續受到限制。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我回到清華就不會受到限制，但至少我們應該保持自己的尊嚴，我覺得這是最主要的，”吳強說。
吳強堅守作爲學者的尊嚴的另一種方式是頂着壓力繼續寫作和對外發聲。他認爲自己的寫作是對中國公共知識分子萬馬齊喑氛圍的一種矯正。吳強告訴記者，北京外交圈的人爲此稱他爲“最後的武士”。
但學術體制裏的種種限制早已不限於吳強這種有話要說的學者。在學術鏈條的末端，那些剛剛接受啓蒙的大學生們也正在遭受着一波緊似一波的思想鉗制。
高教虛影圍剿下的青春
出於安全考慮要求化名的東北某綜合大學大三學生姬葉感覺自己真實的青春正在遭受老師、課程和教材所構成的虛影多重圍剿。
姬葉有一次問教《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課（簡稱“毛概”）的老師，“老師，你上課講的這些東西你都信嗎？”他的老師暗示性地給予了否定。
但這種說不清真相的思想政治課卻在層層加碼，“是在這個秋天，大三的學生突然被加了‘習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概論》）這門課，直接就被加到課程表裏，”姬葉補充說。
包括毛概課和習思想這兩門課在內，姬葉和他的同學們上過的和正在上的思想政治課總共有六門，其中有一門是每週必須到微信公衆號上打卡觀看的《青年大學習》主題團課。
大學生們普遍比較抗拒鋪天蓋地的思政課。“同學們就是在課堂上玩手機，睡覺，做其他科的作業，閒聊之類的，還有大量的逃課同學，只有坐在前幾排的同學比較認真，但那也只是爲了給老師一個好印象，便於期末考高分爲了保研，”姬葉這樣描述說。
不僅如此，姬葉對學科教材也充滿了狐疑。他正在使用的《發展經濟學》課本是來自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簡稱“馬工程”）。
這是一個普遍現象。在中國教育部的網站上，記者發現，目前已經出版的“馬工程”教材多達73種，覆蓋歷史學、倫理學、美學、邏輯學、經濟學、法學、文學、考古學、管理學、政治學、哲學、心理學和新聞學等大多數人文社科門類。
吳強比較瞭解這些統編教材使用的背景，他解釋說，“大概十年前就開始了，五年前正式地在人文、社科的基礎課程裏只允許用指定的教材、統一的教材，教材的控制也是前所未有的，要求這種統一化。這些教材都是扭曲的、政治化的，重新編撰的這些教材卻要強制使用。”
急轉直下的媒體自由
同樣作爲思想和信息的載體，影響更爲廣泛的是媒體的出口也在今年進一步收縮。
中國金融學者、《金融的真相》一書作者賀江兵原在新京報、鳳凰網等平臺上有自己的金融專欄，但他不願意按照編輯的要求修改，近一年已經沒有在上面發表文章。對現在外界的財經評論，他觀察到，“今年我看到的都是一些極左的評論，而且基本上都是一個聲音了，在財經領域也開始反美，比如說拉閘限電，他給引導的是（和美國）爭奪定價權。”
賀江兵的這種觀察反映出財經媒體的窘境。國家網信辦在八月底宣佈，開展爲期兩個月商業網站平臺和財經類自媒體的整治，其中把唱衰中國經濟、唱空金融市場列爲違規行爲。
實際上今年以來，中國政府已經多次從不同角度加強了對媒體和自媒體的鉗制。國家網信辦在今年1月底就發出通知，要求確保自媒體等網路平臺符合正確的政治方向，讓網路“正能量充沛”。中國發改委又在10月份發佈《中國2021年版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徵求意見稿，要求非公有資本不得從事新聞採編播發業務、不得引進境外主體發佈的新聞等等。
所謂“正能量充沛”的媒體環境，實際是媒體自由急轉直下。知名媒體人羅昌平在社媒上諷刺反映朝鮮戰爭的電影《長津湖》中的“冰雕連”爲“沙雕連”（“沙雕”爲網絡用語，意指愚蠢），於十月初被警方以“侮辱烈士罪”被刑事拘留。
對“左轉”的不同看法
政府權力對思想界、媒體界喊殺聲陣陣的同時，中國社會也正在經歷一波範圍更大、力度更加嚴厲的管控。
以去年螞蟻上市被叫停爲起點，中國政府一年來先後整治了阿里、滴滴等大型民營科技企業；超過兩萬億人民幣市值規模的校外培訓產業也幾乎全行業被一鍋端；教育部要求“習思想”進入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階段的課程體系；以吳亦凡被抓捕等明星事件爲標誌，娛樂圈更遭到空前的整肅，唐嫣、孫儷等數十位當紅明星還赴上海黨校參加了藝德培訓班。
對這些現象，中國多家官媒在八月底同時轉發作者“李光滿”的時評文章《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用嚴厲的口吻警告說，中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文章不但把矛頭指向資本主義，還明確宣稱要向社會主義本質迴歸。
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明確對立，牽動了中國人對文革的記憶。外界驚呼，左的運動又來了，甚至有人把這篇文章比作文革2.0版的檄文。
遠在英國的經濟學教授許成鋼也在觀察這些變化，他雖然對把這些現象統稱爲“左轉”有些保留，但也不反對，“如果一定要用不確切的簡化描述，叫它‘左’大概是更對的。就如同人們把文化大革命稱爲極左，把四人幫叫極左，它現在的方向就和文化大革命時的情況是相似的。”
許成鋼說這個話的時候，正坐在他位於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辦公室，上午明亮的天光把他外套和圍巾的紋理也照得清晰。五十一年前文革如火如荼的時期，不滿二十歲的許成鋼在北大荒插隊，因爲撰寫《試論社會主義時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論文，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認爲中國在“左轉”的觀點，似乎是習近平出任中國最高領導人以來外界的共識。中國民間智庫“世界與中國研究所”的創辦人李凡2013年在習近平上臺後不久，接受美國《紐約時報》的採訪時說，中國民衆有往左轉的集體期待，因爲新一屆政府並沒有解決貧富分化的問題，對毛澤東時代的記憶讓他們認爲左轉是比自由民主更好的選擇；而中國政府正在順應民衆的這種選擇。
儘管中國也許大部分民衆對毛澤東時代的極左路線深惡痛絕，但是民間還是有不少人對這種左轉的選擇做出多種呼應。2018年夏季，一些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的大學生，加入了聲援深圳佳士罷工運動的行列。其中北大應屆畢業生聲嶽昕當時發表公開信，表示聲援團成員都會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斷提高政治覺悟，爲工人階級的事業而奮鬥。
2019年底出現的以爲外賣配送員維權爲宗旨的組織“騎士聯盟”也打着工人階級聯合起來的旗號，內部的信息羣裏不時交流着國內外馬列毛主義和革命左翼的信息。
弔詭的是，“左傾”的民衆並不都認爲中國政府是在左轉。騎士聯盟一位前成員因爲安全原因化名“掘墓人”接受本臺採訪時稱，他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進行了分析，“我們認爲和左轉恰恰相反，最近中共的舉措恰恰是習近平獨裁政權加大對社會方方面面的控制。”
同時他也不認同中國政府那一套意識形態話語，“政府當然要維持自己‘合法’的外衣，借用毛時代的紅色話語矇騙廣大人民，但稍作分析就可得出，他完全是說一套做一套：說是黨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實際上代表的是資產階級和官僚的利益。”
事實上，2018年的深圳佳士工人罷工被當地警方迅速鎮壓，二十名工人被刑拘，支持他們的多位高校馬會成員也在2019年初受牽連被抓。同樣的，今年春節剛過，騎士聯盟的“盟主”陳國江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爲名抓捕，至今仍關押在獄中。外界把這一行動看作是政府與資方聯合打壓勞工階層。
記者：王允 責編：申鏵 網編：洪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