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机构亚洲律师网络7月8日发布《中国民商事律师权益状况报告》，指中国民商事律师过去被认为处于执业“安全地带”，如今律师代理合同、债务、房地产及公司纠纷，也可能被有关当局追溯认定为“帮助委托人犯罪”。律师提供法律意见、参与诉讼或收取代理费，都可能招致刑事追诉。
这份报告在中国“709大抓捕”十一周年前夕，在“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网站发布。2015年7月9日起，中国当局大规模拘押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十一年后，针对律师的压力已从人权案件和刑事辩护领域，延伸至长期从事民商事业务的律师。
参与研究的公益律师陆妙卿对本台说，过去律师行业普遍认为，刑事辩护和维权案件风险最高，只要从事合同、公司、房地产等民商事业务，执业风险相对较低。如今这种职业判断正在发生变化。她说：“案件风险还取决于当事人身份、案件背景及政治环境。一个原本普通的商业纠纷，也可能导致律师被刑事追责，甚至有牢狱之灾。这种高度不确定性，正在迫使越来越多民商事律师重新调整自己的执业判断。”
普通商业案件也有刑事风险
广西律师冯波案是报告收录的案例之一。冯波曾担任广西一家商会会长的法律顾问，该会长后来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冯波随即被控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0年。二审法院撤销涉黑罪名，但仍以诈骗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5年。
报告以冯波案说明，律师与客户之间原本正常的法律顾问关系，可能在客户被刑事定罪后重新接受审查。律师提供的法律意见、参与的债权处置、代理行为乃至收费，都可能被回溯认定为帮助犯罪。办案人员有时以律师“应当知道”或“明知”为由追究责任。
安徽律师吕先三案也被列入其中。吕先三代理多起民间借贷纠纷，委托人后来被认定涉及“套路贷”犯罪组织，他被控为诈骗罪共犯，一审被判12年，二审改判3年。报告记载，案件侦查阶段存在刑讯逼供，相关视频公开后被删除。
律师执业风险持续增加
在涉及民营企业、互联网平台、金融纠纷和债务案件时，律师还要判断案件是否可能被赋予政治敏感属性。部分律师在审查法律关系前，先评估当事人身份、企业背景及政治风险。
报告指出，民商事律师面对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边界扩展、“以刑代民”和“以刑化债”等执法模式扩散，以及司法资料公开程度下降。报告所引数据指，2023年裁判文书公开率跌至12.5%的历史新低，司法不透明与不可预测性双重加剧，使律师承担的执业风险大幅上升。
除刑事风险外，中国律师还面对业务减少和税费负担。截至2025年，中国执业律师已达83万人，十年间增至原来的近1.8倍；北京律师人均创收从2019年的84万元下降至2023年的68万元。
律师面对多重执业压力
旅居美国的北京律师李方平对本台说，中国民商事律师面对的已不是单一问题，政治风险、司法不确定性、市场竞争和税费制度相互叠加。他说：“市场低迷之下，律师收入下降，税费和合规成本却没有同步减少。许多律师已经处于难以长期承受的状态。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受影响的不只是律师群体本身，更将削弱市场主体依法获得法律服务的能力。”
报告认为，律师严格缴纳税费后，综合税负可能占收入四成至五成；采用行业内常见的税务安排，又可能面对税务和公安部门追责。报告将这种处境概括为“合规即亏损，避税即违法”。
中国律师协会现行体制也被指缺乏行业自治。报告指，律师协会由司法行政部门实际控制，部分协会的中共党组书记由政府官员兼任，难以代表律师处理执业权受损问题。报告建议推动律师协会回归行业自治、调整律师税费制度，并建立明确的职业退出机制，使律师发现委托人可能违法时，可以终止代理并获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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