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北京街头，这些受访者却对他的名字感到陌生。
那时，中国互联网尚未普及，高行健也已离开中国13年。在他的经历里，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他写出的作品，能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
在美国禁书周和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际，我们回看高行健、刘晓波和莫言的经历：当写作遇上审查，这三位诺奖得主作出了怎样的选择。
1986年，高行健的戏剧《彼岸》在中国大陆被禁演，但之后在香港和台湾等地首演则引起轰动。澳大利亚汉学家马克林在研究中指出，《彼岸》批判集体主义，曾受到“反社会主义”的指责。
六四事件后，已经身在海外的他退出中共，并创作了以事件为背景的《逃亡》。据本台2000年的报道，高行健的两部长篇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当时都被禁止在中国大陆发表。
也是在这一年，已入法国籍的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肯定他为中文小说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并在颁奖词中重点讨论这两部作品：一部通过游历探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另一部回望文革中的个人经历。
在2000年的诺奖演讲中，高行健强调：文学首先是个人的声音，不应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对他而言，写作是保存个人经验与独立思想的方式，而不是替某个政党或群体代言。
十年后，另一位从事写作的中国知识分子获得诺奖，却无法出席颁奖礼。
他是刘晓波，获得的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此前一年，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法院列举的依据，包括他发表的批评中国政治体制的文章，以及参与起草呼吁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
高行健在海外强调个人写作，刘晓波则在中国参与公共倡议，而他的文章与倡议，成为判决的一部分。
2010年12月10日，在奥斯陆的颁奖礼上，刘晓波的奖章和证书，被放在一张空椅子上。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当时，他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获奖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致信祝贺，将这次获奖称为中国文学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体现。
但在获奖后的记者会上，莫言也被问到了另一位诺奖得主，刘晓波。
10月12日，他在山东高密表示，希望刘晓波尽早获得自由。
两个月后，在斯德哥尔摩，当记者追问他是否会加入要求释放刘晓波的联署时，他表示已经说过自己的意见，不愿再次表态。
在同一场记者会上，莫言还以机场安检比喻审查，同时表示，符合事实的内容不应受到审查。
表达自由不只属于作家或诺奖得主。《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每个人都有表达、接收和传播思想的权利，不分国界。
美国禁书周是一项反对书籍审查、倡导阅读自由的年度活动。它提醒我们：从作者能否写，到读者能否读，这不仅关乎文学，也关乎每个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