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报导者时间:为了安全,你要让渡多少自由?专访《监控国家》作者李肇华谈数位监控时代的民主危机
2024.05.02
谈起中国,不少人都会想起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监控技术──这些技术虽然为生活带来了便利,却也让中国政府得以更精准地掌控人民。
长驻中国多年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李肇华(Josh Chin)与林和(Liza Lin),于2017年发现了当时正在兴起的监控技术;追踪该议题多年后,他们将採访报导的成果汇集成书《监控国家:中国全力打造的数位乌托邦,一座不断进化、从上到下集体共构的全景监狱》,从政府官僚、人民、企业等不同行为者的角度,完整描绘出监控体制的日常运作,并加入美国和乌干达的案例,讨论中国政府的监控计画如何受助于美国企业,以及北京正在输出的“中国模式”。
透过《监控国家》,李肇华期待和读者一起思考:在人工智能、监控技术不断进步的这个年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技术与人类的关系?监控技术真的无所不能吗?如果执行监控的政权不是中共、而是美国或其他民主国家,我们就可以安心吗?
近年来,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实施的高压政策,让世界注意到中国政府对监控技术的应用。
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的监控体制”成为显学;光是近两年,就有人类学家戴伦・拜勒(Darren Byler)聚焦维吾尔人处境的《黑甲山的微光:中国恐怖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新疆,从科技监控、流放青年与钉子户一窥维吾尔族的苦难与其反抗》,以及德国记者马凯(Kai Strittmatter)的《和谐社会:中国,大数据监控下的美丽新世界》在台出版。
于2024年4月出版的《监控国家》(Surveillance State)中文版,则为台湾读者提供了一个新角度,窥探中国监控体制的发展。这本书,是《华尔街日报》驻中国的资深记者李肇华(Josh Chin)与林和(Liza Lin)始于2017年中国打造监控体系初期,历经5年以上的调查成果。
身为《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副社长的李肇华,在中国从事记者工作已逾20年,是驻中国最资深的外媒记者之一。他于2020年遭北京驱逐后,有段时间曾居留台北,目前则常驻首尔,在海外持续对中国进行报导。
李肇华对《报导者》指出,《监控国家》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呈现出中国监控体制的复杂性。
除了描绘中国官僚如何应用监控技术,以及一般民众体验、甚至对抗监控的方式之外,李肇华与林和也谈中国的网络公司(如阿里巴巴和腾讯),如何和中国政府处于一种既矛盾、又共生的复杂关系。
此外,一般人也很少注意到,美国企业也是中国监控体制的协力者──譬如IBM以“智慧城市”的概念(台湾一点也不陌生),协助中国各地方政府打造网络基础工程;英特尔(Intel)则投资东方网力科技,此公司能力是将监视摄影机连结在一起,几年后,这个技术被广用于新疆;美国硬盘厂商希捷(Seagate)提供中国警方储存监控录影所需的硬盘等等。当然,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些科技精心打造全面监控人民的“热情”是无人能及的。
除了美中企业之外,中国政府近来也开始将AI和监控科技,视为拓展国际影响力的途径,不只在乌干达等发展中国家建置监控系统,还在COVID-19疫情期间藉机宣传,把中国模式打造成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更好的替代选择”──由此,《监控国家》也将监控体制提升到了地缘政治的层次,论及美中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
最有趣的是,《监控国家》还爬梳监控产业的历史,将监控体制的理论基础,连接上钱学森这位火箭科学家。
早年在美国学习、工作的钱学森,于1950年代因麦卡锡主义而被迫离美,他回到中国之后,不只帮助中国大力发展长程导弹,也把“控制论”(cybernetics)这个科学理论在中国发扬光大,并将它运用在人类社会上,企图用过去的数据预测人类未来的行为,因而演变成大数据监控的理论基础。
换言之,起初孕育社会监控体制的关键人物和理论,其实就是中国、美国共同养育出来的产物,很巧合地呼应了中美今日在监控技术上的“隐性互助”。(注:《监控国家》书中提及,中国根据维吾尔人族群的居住地、礼拜地点、年龄来进行追踪的分析法,就是美国情报界于1990年创立,用来追踪恐怖分子的一种监控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李肇华与林和在中国採访多年之后,也发现很多时候,中国的监控技术和能力并不如官方宣称的那样厉害,甚至只是表面做个样子。
这个发现让我们看见中共的宣传话术,如何让大部分人相信“政府时时刻刻都能监控到我”,藉此让老百姓进行自我监控;而美国检调单位使用AI技术来进行调查的案例,则指出了AI、监控技术的缺陷(比如人脸辨识对于有色人种的误判机率仍高),也戳破科技就是“中立”、“精准”的假像。
循此,李肇华对《报导者》指出,与其说《监控国家》讨论的是“中国的监控体制”,还不如说,它讨论的是几个更哲学性的问题,而且鼓励读者抛开成见、认真思考:
在人工智能、监控技术不断进步的这个年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我们应该大方拥抱吗?还是应该疑惧?监控技术真的无所不能吗?如果执行监控的政权不是中共、而是美国或其他民主国家,我们就可以安心吗?
以下是《报导者》对《监控国家》作者李肇华的专访。
从科学控制到社会控制的世纪变革
《报导者》(以下简称“报”):能否和我们谈谈《监控国家》的出版缘起?
李肇华(以下简称“李”):这本书的缘起可以上溯至2017年,当时我和同事林和,做了一系列和中国监控科技有关的报导。
第一篇报导,是林和发现的一间中国公司──商汤科技。当时商汤还是新创公司,募到了许多资金,正在开发先进的脸部辨识科技。
这种技术现在看来似乎没什么了不起,几乎随处可见,但在2017年的当时,感觉却像科幻电影里才会出现的东西。我们去了一趟商汤的办公室,看到产品之后整个惊呆了,彷彿看见了未来世界的样貌。
我们起初以为,我们只会制作单篇的报导,介绍商汤和这个新技术,再谈谈他们如何与警方、政府合作,管控人民的行为。但我们愈是深入挖掘,就愈是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个巨大的变革,将会改变科技被用来治理、控制人民的方式。
于是我们决定,要针对这个主题多做些报导。
后来我去了一趟新疆,也开始调查更多公司。到了2017年底,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几乎只触及了这个庞大议题的皮毛;如果想好好讨论这个主题,势必要用一本书的篇幅来处理。
到了2018年,这个系列的报导获得了美国财经新闻领域的最高荣誉“罗布新闻奖”(Gerald Loeb Awards),也让我们有更多理由说服别人,这个主题值得发展成一本专书。
报:你是如何开始在中国的记者生涯的?
李:我的记者职涯其实是个意外。大学毕业后的我身无分文,也没有工作,偶然在一个地区报纸上看到征人启事,所以我就去应征了。得到那份工作、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很喜欢记者这份工作。
不久之后,我发现中国国营的英文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征人。因为我有一半的华人血统,念大学时也学过中文,一直都想在中国工作看看,所以我就去应征了那份工作,把它当作进入中国的一个敲门砖。
当时还是2000年代初,我在《中国日报》做了一年。在中国做记者,可能是理解这个国家最好的方式,因为这个国家实在太大了,如果想要理解这个国家,你需要一个可以让你到处跑的工作。
当时的感觉真的很棒,尤其是在2000年代初,一直到习近平掌权初期,整个中国弥漫着乐观向上的气氛,人人都充满了企图心──就算是在最贫穷的地区,你也能感觉到无限的可能性和活力,而且当时的中国人还对外界充满好奇心,很喜欢和外国记者分享这些感受。
所以那个年代在中国当记者,可以到处跑、和人们交谈,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报:《监控国家》探讨了监控体制历史,并将监控体制的理论基础,连结上科学家钱学森和“控制论”(Cybernetics)。这个论点是怎么来的?
李:关于钱学森的内容,其实是整本书我最喜欢的章节之一。
挖掘历史本来就是有趣的事情,而我自己在研究之后也很惊讶──很多人都知道钱学森是中国有名的火箭科学家,但包括我在内,其实大部分人都不清楚他和“监控国家”这个概念的关联。
后来我读到了萨曼莎.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的博士论文,她的论文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控制概念,并指出钱学森如何将科学领域的控制论,延用到人类社会,藉由预测人们的行为来控制社会。
此外,记者玛拉・维斯坦达(Mara Hvistendahl)也曾在《科学》杂志(Science)撰稿,详细描写钱学森、以及研究“社会控制论”的一大批中国科学家──除了霍夫曼之外,她就是唯一一个看到钱学森和中国监控体制存在关联的人。
这段历史有个特别有趣的地方:钱学森是在美国求学、做研究的,后来却被美国驱逐、回到中国,然后在中国把控制论发扬光大,最后演变成为监控体制的理论基础──换言之,钱学森本身、以及监控体制的理论,在某程度上来说,就是美中两国共同培育出来的产物。
这段历史,很巧合地也呼应了监控产业的现况:钱学森在美国学到的理论,后来影响了美国硅谷的公司,进而发展出了中国正在使用的监控技术。也就是说,今日的监控技术,和钱学森本人一样,其实都是美中两国互动的产物。
批评中国很容易,但自我反省的人并不多
报:近期也有其他记者、学者,出书讨论中国的监控体制。《监控国家》和那些相似主题的书籍有何差异?
李:我想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就“中共如何运用科技来进行社会监控”这个主题而言,《监控国家》是目前最全面的一本着作。
现在谈到监控,很多人会过度简化地,只把监控技术描绘成不好的东西,但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而我们就想完整呈现出这个复杂性。
我们在书中讨论了监控体制的历史、细致描绘了这个产业,同时也不希望只是在批评这个技术,而是去理解中共为何使用这个技术、想要达到什么目的,然后再把许多活生生的人物故事交织进去,理解这个技术如何以正面和负面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报:为何会在一本讨论中国监控体制的书籍里,放入乌干达和美国的案例?
李:会有乌干达的章节,是因为我在非洲的同事,当时刚好在做一个和华为有关的报导,于是他们联系上我,想要我帮些忙。我原本没有打算要把乌干达的案例放进书里,但我们一抵达那里就发现,原来中国的监控技术,已经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扩散到其他国家了,可以为这个主题提供一个全新的面向,所以最后被加进了书中。
有些读者似乎不太喜欢这个章节,因为他们只想看和中国有关的内容。但这个章节可以呈现出,不只是中国公司在积极输出这种科技,中国政府也想藉机输出中国的治理模式。
至于书中会有美国的章节,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很实际:美国就是出版品最重要的市场,而我也想让更多美国人看到这本书,让他们知道,监控技术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而不只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而已。
第二个原因则是:我认为美国人必须要认识到,监控技术不是外来的东西,因为这种技术就是在美国发明出来的,而且也正在被美国人使用着。
今日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常常只是在批判中国,但很少会观照自身,而美国作者尤其如此。要批评中国、批评中国政府很容易,但自我反省的人并不多,也不太有人去思考,美国在中国的监控体制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一开始,监控方很乐意接受採访
报:写作这本书最具挑战性的地方是什么?在中国採访不会担心人身安全吗?
李:在当时,作为一个驻中国的外国记者,你能遇到的最大危险,顶多就是被政府驱逐出境而已──而我后来也的确被驱逐了。
所以我们真正担心的,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是如何保护我们的受访者、或为我们提供线索的人,避免他们受到伤害或惩罚。
有鉴于我们书写的主题,我们知道我们的受访者、有时甚至是他们的亲戚或家人,都可能会被中国政府锁定或惩罚,所以我们必须谨慎权衡,不能把我们知道的内容全部写出来。
在接触受访者时,我们会尽量使用加密聊天软体,比如Signal或WhatsApp──但这并不容易,因为中国人不习惯使用这些软体,你也很难让他们避免使用微信。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会尽量约见面谈。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会坦诚地和对方说明,我们会在报导里写到他们、可能会写什么,同时告诉他们受访可能存在的风险,这样他们才能正确评估受访的后果、决定是否受访。
老实说,如果我们是现在才做那些採访,这本书可能就写不出来了──在中国境内,现在要下载Signal和WhatsApp已经变得愈来愈困难;当年我还可以在新疆各地行动,避免受到太严密的监控或追踪,但中国政府近期已经愈来愈擅长追踪记者,也会阻碍採访、要求受访者不要和记者谈话,甚至拘留受访者。
早期我们约访也没什么困难,因为在这个监控体系刚成形时,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个敏感的议题,只觉得它是个新技术。
这本书最惊人的一点是,监控公司和警方早期其实是很乐意接受外媒记者採访的,因为他们对这个系统感到很自豪。老实说,当年我们去参观这些公司的展示间,也觉得那些技术非常厉害、非常有趣。这本书的共同作者林和,当年甚至还能採访到警察、城管,获邀进入他们的主控室,认识监控运作的方式。
一直到我们的报导刊出、其他媒体也跟进报导,并在全球各地引起批评声浪后,那些公司和中国政府才意识到,喔,原来这些不能谈,採访也才开始变得愈来愈困难,尤其是在新疆。我们接触受访者的方式,也必须变得更谨慎──很多新疆人都想提供讯息,但你必须找到合适的地点、情境和他们交谈,避免他们被追踪或监听。
“台湾模式才是其他民主国家应学习的对象”
报:你在书中提到了台湾应对COVID-19疫情的方式,并和中国的防疫政策做了对比。是否可以说,台湾的案例证明了,我们仍然可以在尽量兼顾隐私的情况下,达到围堵疫情的功效,中国模式也并非唯一的“替代方案”?
李:基本上这个章节,就是源于我疫情期间居住在台湾的经验。
当时在亚洲的很多地方,疫情控制都做得很不错,但这是透过数位监控达成的──台湾也不例外。不过就我的观察,我认为台湾在追踪足迹时,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还要更加细心、周到。
中国、韩国和新加坡这些国家,都推出了手机应用程式,来追踪人们的足迹和接触史。但台湾人却认为这种做法太过侵入性、风险也太大:如果程式有bug或漏洞,敏感的个资可能就会外洩。因此台湾政府决定只使用一般的手机定位技术──这么做不够精准,但相对安全、也能保护个资。
若要控制疫情,无可避免就要牺牲一点隐私,但我认为台湾特别之处在于,你们愿意多花一些力气,尽量减少这种牺牲。
也是因为这样,我认为台湾人可以试着告诉别人,你看,中国模式并不是唯一的替代选择,其他国家也确实可以从台湾那里学到许多。
而且中国强度过大的模式,终究是不可行的,如果再有一次疫情,我也不认为中国模式可以被套用在其他民主国家。相较之下,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也会遇到许多基于隐私需求的阻力,因此台湾模式才是其他民主国家应该学习的对象。
报:有些台湾人会缅怀过去的威权时代,甚至会觉得“如果没犯法,就不需担心政府的监控”。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李:这种说法非常有趣。我们开始写这本书时,也常会听到中国人这样说。起初我们以为,这是中国人才会有的观点。但等到我们去了乌干达、报导了美国的案例之后,我们才发现,其实全世界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想的。
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问题是,万一有天你的言行、你的合法利益突然和国家政府出现冲突了,那该怎么办?万一有天政府做错了什么,而你在道德上又觉得必须反对政府时,又该怎么办?也许你会上街抗议,这时你就突然成了国家监控的目标──但你并没有做错什么。你只是为了你认为对的事情挺身而出罢了。
我们在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也看到了一样的现象,不是吗?一群人抗议一个政治行动,本来就是美国宪法保护的行为,任何人都有抗议的权利,但美国警方却使用了脸部辨识和其他监控技术,来扫描有前科的抗议群众,并试着逮捕抗议的人,藉此对群众进行威吓。
我想这就是答案。人们会说,“没事啊,我很好啊,我又没做什么坏事。”但那攸关的不只是你一个人而已,也攸关整个国家、所有人民,以及国家认为哪些东西更重要。
关于“选择”的自由、负担和后果
报:记者必须平衡报导,但就你个人的立场而言,你支持监控技术吗?
李:我们在书中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案例,用实际的证据证明,数位监控科技最终会导向独裁,而这也会对自由民主体制带来严重威胁。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成长于自由民主的体制之中,而我也相信,自由民主比威权独裁还要好──就此而言,我当然有我个人的看法。
但尽管如此,我依然可以理解中共的逻辑,也理解为何有这么多中国人,会愿意生活在中共正在打造的监控国家里──你必须先理解这些,才能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被监控体制吸引,也才能更好地对抗监控技术,并理解中国政府正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看到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时,常常会觉得“喔,就是个欧威尔式(Orwellian)的恶梦,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国家,和我无关”。但在中国,数位监控许诺的安全感和便利,其实比很多人意识到的还要更有吸引力,也正在民主国家扩散。
美国人会倾向于毫不批判地去理想化“自由”这个概念,甚至“为了自由而自由”(freedom for freedom's sake),却不太会去思考自由的意义、自由带来的责任,以及为了自由我们必须牺牲什么──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本书的最末提到“选择的自由”。
拥有选择的自由当然是好事,但选择同时也是困难的。某个意义上来说,监控技术就是在抹除这些选择,也抹除了选择这个行为所带来的责任和负担──比如书中的杭州,就是某种版本的数位乌托邦,你的生活几乎都被安排好了,演算法会把它知道你喜欢的东西推送给你,或者为你提供它认为最好的选择,所以你的生活变得既轻松、又方便,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很好,让我们解脱了选择的负担。
所以我个人的立场是,人们需要更多地去思考选择,以及选择会带来的一切后果。
报:外媒记者在中国採访愈来愈困难,受访者也开始对外媒记者怀抱敌意。你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李:有点讽刺的是,中国的故事正在变得愈来愈重要,但这个国家也在变得愈来愈难报导。
我在中国当记者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还算是个可预测的国家──直到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点才开始有了变化。现在人们不太确定,中国究竟正在走向何方,因为一切都端看习近平的想法,但没人真正知道他在想什么。
此外,报导中国之所以困难,也是因为现在常驻中国的外国记者非常少──我和我的同事就被驱逐了,而且他们当时告诉我,我将永远不能以记者身分回到中国。所以美国新闻机构现在大多只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包括台湾),持续尝试对中国进行报导,这点真的很痛苦。
像我现在如果要採访中国人,就要想办法在小红书、微信上面,尝试寻找受访者,然后再打电话给上百个我不认识的人,期待有某个人愿意接起电话,非常累人。但一般人接到陌生人突然来电,通常只会觉得莫名其妙,不会想要和我谈话。尤其中共现在会把外国记者描绘成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很多中国人甚至会认为我是间谍。
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特效的解方,只能努力尝试、努力打电话,然后寻找公开资讯──虽然公开资讯也已变得愈来愈难取得。
基本上,你可以说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黑箱。
报:就你所知,中国政府对于《监控国家》有做出回应吗?
李:这本书的封面图片,在微信上已经被禁了,而中国外交部也曾为了这本书,向《华尔街日报》提出抱怨,认为书中内容对中国并不公平──他们认为,很多国家也都在使用监控技术,为什么独独针对中国?
但事实上,这本书并不是《华尔街日报》出版的,而是由我与林和在外面找出版社出版的,所以《华尔街日报》并没有义务回应中国外交部。但他们后来还是回复指出,我与林和都是驻中国的记者,会写中国相关的报导是天经地义,而且书中也有关于乌干达、美国的案例,所以不只是针对中国而已。
请深入思考我们周遭的各种科技,谨慎一点是值得的
报:很可惜这本书没有专为中文版所写的序,但你有特别想和中文读者说些什么吗?
李:我做了一辈子的记者,一直都不太喜欢对读者发表我个人的意见。
但真要说的话,我希望告诉台湾和中国的读者,请深入思考我们周遭的各种科技: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和科技的关系正在出现重大的变革,而台湾和中国,就处在这场变革的最前线。你需要花些时间、退后一步,然后想想那些监视器、那些充斥在你生活中的数据,想想是谁在控制它们,他们的目的为何,然后试着去调整你和这些技术的关系。你还可以思考:为了安全或便利,你让渡了多少权力和自由?
这不是在叫大家拒绝所有科技,毕竟现代生活是离不开数位监控的,但谨慎一点,总是值得的。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