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女性不愿多生二孩

2018-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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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中国宣布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法新社图片)
2015年10月,中国宣布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法新社图片)

中国政府从上个世纪1979年末开始,实施严厉的一胎化政策,全国上下强制堕胎,强制结扎,超生罚款,给亿万中国人特别是妇女,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曾一度声称,一胎化政策使中国少生了4亿人。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八大五中全会作出决议: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2016年一月,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了近36年的一胎化政策终于成为历史。

但历史的恶果已然形成: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劳动人口下降,男女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光棍危机凸显,不一而足。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出生人数不升反降,反映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较低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靳永爱的署名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中国城市女性不愿多生二孩?

文章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庭生育决策影响机制研究》团队分别于2016年和2017年在全国开展了全面二孩政策后的生育意愿调查。2017年的结果显示,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女性比例仅为26%。

分析为什么中国城市女性不愿多生二孩,靳永爱的文章提出了几大原因。一是生不起且没人照料。据调查,在不想生二孩的女性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经济条件不允许”。而“没人帮忙照顾孩子”则是影响城市女性不想再生孩子的第二大因素。现阶段中国托幼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照料孩子的压力完全由家庭承担,目前的主流养育模式是由父母帮忙照顾,在调查城市的已育一孩女性中,有超过70%的父母帮助照顾过第一个孩子。在父母无法提供支持的家庭,照料孩子的压力也成为影响生育的限制性因素。当然,现代女性也更注重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工作压力大”、“生育会影响职业发展”等也是调查中女性常提到的不生二孩的因素。

本台记者首先采访到目前在中国的关注妇女问题的80后滑瑞女士,她说,现在城市妇女生育意愿低,有性别平等的问题,也有养育成本高的问题。现在不仅是城市,即使农村的年轻人结婚也晚,还有选择不结婚的,她的姐姐也是只有一个孩子。她说,这些人不愿意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多年的一胎化政策改变了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

“中国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来,开始宣传计划生育,给人们灌输的是生孩子是一种负担,人是一种负担。尤其是现在80后的年轻人,如果两个人都是独生子女的话,既要养孩子,又要养多位老人,那他们肯定就不愿意生。”

其实,滑瑞女士说,中共是用自己的方式,断了自己的后路,以往是中共不让这一代人生,现在,又让他们去生。但中共已经把人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变成这个样子,再去改变很难:

“比如我从小被教导的就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一定要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我作为89后,有切身体会。”

记者询问滑瑞,作为80后,她在生育问题上有什么打算呢?她表示:

“我本人没有孩子,最近和我丈夫在讨论要孩子的问题。我觉得我吃的食品和呼吸的空气质量都不好,让人不放心,我为什么还要让自己的孩子处在这种环境下呢?将来也是只要一个就行了,现在我们还在纠结,这是由国内的生存环境决定的。另外考虑到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感情投入,可能会比较辛苦,这样的话就要一个。”

而且,在男女平权等方面,滑瑞女士认为,中国做得也不好。她说,她有朋友去应聘时,就被问想不想要二胎。如果你说要,你会在人力资源市场处于一个不利地位,这也使中国的社会更加男权化。她说,以往女性是家庭主妇,现代女性则是既要主内,还要象男人那样出去工作,养家糊口,这也是女性不愿意生二胎的原因:

“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有些人被迫放弃工作。即便你不放弃,一般男性回家后什么都不干,而女性下班后还要照顾孩子和老人,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我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每次看到这样的情况,确实很痛心。”

英国《金融时报》刊登的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靳永爱的文章提到,21世纪初,澳大利亚的一位学者彼得-麦当劳(Peter McDonald)就提出,生育率的下降与性别平等的发展历程相关,他将性别平等分为外部性别平等(市场机构的性别平等)和内部性别平等(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随着社会发展,外部性别平等水平在上升,比如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参与率提升、收入提高、在工作中与男性同等竞争;而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并未适应外部市场这种性别角色的变化,导致家庭内部平等仍然处于不平等状态,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演变成了女性既需要“主外”又需要“主内”的局面,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照料子女的主要承担者。面临工作、家庭平衡困境,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非常高,为了调和这样的矛盾,女性的生育意愿降低,生育孩子数量减少。于是,低生育率就出现了。

滑瑞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育离不开女性。她说,当年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导致女婴被杀被弃,造成男女出生比例的严重失衡,这也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生育率上不去的一个原因。在农村,男性找不到配偶的现象非常普遍。她问到,如果人们连配偶都找不到,又怎能生育呢?

此外,滑瑞女士认为,现在毕竟中国女性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她们的话语权也会有提高,为了事业选择不生,也是生育率不能提高的原因。而且即使女性为了生孩子放弃工作,男性压力也会增大,因为家里少了一份收入,所以丈夫一般会尊重妻子不愿意生的意愿。如果生了二胎,一两年内生活开支会很高,家里再减少一份收入,这样压力会非常大。

中国妇女权益活动人士冯媛女士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也就此谈了她的看法:

“如果我们不只是看出生人数或出生率,而是真的去了解女性的生育意愿的话,现在确实蛮多元化的。当然,大部分女性还是愿意生育,但可能不愿多生,比如很多人已经接受只生一个的观念。如果多生,经济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现在家庭对一个孩子的投入,远远超出人们想象。”

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冯媛女士说,现在中国的一般家庭靠一个人的收入不能养活全家,女性一般都会出外工作,但大部分的家务仍然由女性承担。比如官方所做的有关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显示,虽然90%的男性表示愿意主动承担家务,但是70%的家务都是女性在承担。而如果女性还要出外工作,她的生育意愿肯定会受到抑制。

此外,冯媛女士说,现在大部分人传宗接代的意识也没有以往那么强,这也是生育意愿不高的原因。她接着说:

“我刚才也提到生育意愿多元化,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女性出于各种原因,在适婚年龄还没有结婚,她们或者没有合适的婚姻对象,或者不想结婚,或者是同性恋而无法有法律认可的婚姻等等,但她们仍然希望不结婚的女性也可以有生育权。但目前我们的政策,只把生育权给了已婚女性。所以,在很多女性并不那么愿意生二胎的情况下,一部分没有结婚的女性却想生而不能生,因为法律和政策不予以她们这样的权利。”


冯媛女士说,政府在两年前全面放开二孩,它肯定是从人口控制的这个角度来把握人口政策的。过去中国长期进行计划生育,是政府担心国家养不活那么多人,国家资源不够。现在人们已经看到,未来不是人口过多,而是劳动年龄人口不足。冯媛女士说,其实知识界和学界做政策研究的人,早就在呼吁放开对计划生育的控制,可是政府的担心仍然挥之不去,所以政府的放开是姗姗来迟。

那么,中国是否到了与世界接轨,全面放开由公民自主生育的时候了呢?冯媛女士对此表示:

“其实联合国关于人口和发展方面的国际共识是生育意愿,应该由妇女说了算,比如生不生,生多少。很多国家希望有对策来调节生育,鼓励或者压抑,这在很多国家都多见。但是象中国这样用严厉的政策和惩处来控制人口,是绝无仅有的。不管是从中国人口发展的现实,还是从尊重育龄妇女意愿的角度来说,其实都应该放开控制,由夫妇或者妇女来决定,包括没有结婚但是想生育的妇女,都应当有这个权利。”


当被问到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政府在鼓励女性生育方面可以做什么,冯媛女士说: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真的想鼓励生育,只需要做到两点,虽然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做到。第一,是实行全面的性别平等,男女共担家庭责任,家务和育儿,照料老人。这样,生育对女性的影响就不像现在这么大,因为现在的女性除了要十月怀胎,分娩哺乳外,照顾孩子的主要责任也在女性。所以,只要在性别平等上有所促进,生育就不是一个影响妇女发展的大的因素。”

第二,冯媛女士认为,国家要更好地承担起儿童托幼,养育和教育的责任:

“因为生孩子主要还是为社会生,现在很少是为了家庭的传宗接代而生。但是为社会生养孩子的责任,现在主要还是落在家庭身上,尤其是妇女身上,包括生孩子的母亲,照料孩子的祖母和外祖母。政府要帮助发展建立3岁以前儿童的托幼系统,并鼓励民办,同时要进行质量监督。”

另外,还要改变教育制度,冯媛女士说,现在教育制度给孩子的压力这么大,也转嫁给父母,尤其是母亲,母亲在指导孩子学业方面很花时间。一个家庭,如果父母不辅导孩子的话,孩子的学习就无法跟上。她说,这么大的压力,确实会使生育率和人们的生育意愿受到抑制。

我们还采访到了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口学家,《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先生。他表示,中国不仅是城市妇女生育意愿低,农村也一样低:

“因为2015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05,是全世界最低的。到2016年二孩政策时,国家计生委预计2015年是1.8 到2.4。2017年是全面二孩出生高峰年份,但也只有1.25。2012到2014年,计生委预测全面二孩生育率会达到4.4到4.5,但现在看来只有1.2。”

这意味着,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已经被计划生育政策彻底改变。事实上,易富贤先生说,不但妇女不愿意生孩子,男人也不愿意养孩子。许多人不愿意生二胎,甚至第一个孩子也不愿意爸爸妈妈生弟弟妹妹。他认为,中国几十年的经济模式,都是围绕着一胎家庭来进行规划的,即便现在允许生二胎,经济模式也很难改变,成为惯性的延续:

“比如中国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老百姓根本养不起小孩。一方面不愿意生,认为一个小孩就够了,这个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另一方面是养不起。欧美国家托儿机构在城市比较发达,也比较安全。中国以前是由父母带,现在中国基本城市化了,父母在老家,来也不方便,而要在城市找人带孩子很难,因为中国没有配套的托儿机构,缺乏家庭托儿所,而且父母也不信任让被人带孩子,整个社会信用成问题。”

此外,易富贤先生指出,台湾和韩国生育率也低,但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低一些,在家里可以带孩子。而中国由于长期实施一胎化政策,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在世界罕见地高,中国妇女忙里又忙外,生孩子成为很大压力。而且,易富贤先生说,中国一直把生育当成负面,而把财富作为衡量成就的标准。所以在中国,评价一个女性成功的标准是挣多少钱,他说,这种观念和社会心态还是没有改变。

而从全球来看,易富贤先生说,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远远低于男性,这样可以有时间带孩子:

“上班时间少一点,可以兼顾家庭。在全世界,女性自杀率远比男性低,男性自杀是女性的3.7倍,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男性的自杀率也比女性高。中国是全球唯一实施一胎化政策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妇女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非常大。”

易富贤先生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现在实行全面二孩,而没有整个社会配套的改革,光调整人口政策,生育率不可能提高。

易富贤先生撰写的《大国空巢》(全名为《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是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专著。在《大国空巢》中,易富贤先生打了个比喻,他说,中国人现在的生育观念就如同一个跳蚤,把跳蚤放在桌面上,你一拍,它可以跳得很高,其高度能达到身体的100倍。但如果你把跳蚤放在一个玻璃瓶里,你再拍一下,跳蚤就跳到玻璃瓶的顶部。你再把它放在桌面上,再拍,它就不跳了,因为它已经习惯跳不高了:

“这和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一个道理。另外,比如马戏团,大象被驯服后,已经习惯不跑了,即使身后有大火,它宁愿被烧死也不跑了。中国的生育政策也是这样,以前农民超生,被拼命压制和罚款。现在农民已经习惯了,你想再放开,他不愿意生了,和马戏团的大象一样。”

那么,中国人口问题到底有多严重?给社会带来了哪些危机?中国政府在实施了近36年的一胎化政策后,全面放开了生育二孩政策,又是如何考虑的?易富贤先生对此表示:

“中国人口政策除了决策的重大失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口学者的学术腐败。从人口政策来说,这种学术腐败甚至比决策腐败还要严重,中国人口学家一次又一次地错误预测,来误导中国的人口决策。比如认为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会出现人口过多,然后中国才实施计划生育。”

易富贤先生指出,中国现在人口危机的现状是,6.8 个劳动力养一个65岁的老人。中国目前只有城市的4000多万老人享受社会保险,由全国9亿劳动力提供社保,社保基金已经开始出现问题:

“而到2030年,中国大概只有3.6个劳动力养一个老人,到2060年,只有1.2个劳动力养一个老人。也就是说,中国将有3、4亿老人老无所养。”

易富贤先生说,现在中国有很多妇女不生孩子,认为妇女50多岁就可以退休了,以后靠社保,没有问题。易富贤先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今后妇女的退休年龄会不断推迟,中国会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晚的国家,因为中国今后将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我们的生育率从2000年以来比日本和欧洲还要低。所以中国计划生育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妇女,因为妇女寿命一般比男性长6、7岁,退休后再领不上养老金,加上疾病,再没有孩子,妇女会非常凄惨。”

一胎化政策的另一个恶果就是男女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易富贤先生说,正常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应该是102到107比100,而中国现在是大约120比100,中国今后将有约4000万光棍找不到老婆,导致光棍危机:

“这一方面导致妇女不安全,因为很多光棍虎视眈眈,社会不安全,女孩子晚上不敢出门。另外还会导致中国的信用卡和银行贷款的借贷危机。比如在美国,如果你结婚了,你的汽车保险就会低一些,有小孩会更低,因为你是一个对家庭负责的人,一般也不会酗酒开车,你会考虑社会责任。如果没有结婚,保险费就会很高,因为你没有牵挂。”

易富贤先生说,很多人以为,中国的光棍危机是因为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事实上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污蔑。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象现在这样重男轻女,中国传统是重男不轻女,对女孩还是比较关爱的。比如中国汉字“好’的写法,就是例证。他接着列举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为例说,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中国文化的传承,但由于没有实行一胎化政策,性别比就相对平衡,目前大约是107比100,比平均水平稍高一点,但没有象中国这样高。易富贤先生接着说:

“在中国,人们生第一个小孩时愿意生男孩,第二个愿意要女孩,一儿一女。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从1941年到2011年所进行的70年的调查显示,如果只有一个孩子,40%的人愿意生男孩,20%的人愿意生女孩,美国男人54%愿意要男孩,只有19%愿意要女孩,但美国没有性别比失衡。中国的问题在于一胎化政策,人们只能生一个孩子。其次,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对生命的伦理底线已经丧失,堕胎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没有对生命的尊重,也没有道德的压力,认为政府可以强制人们堕胎,个人也可以。而且正是由于中国政府鼓励堕胎,所以导致中国出现选择性堕胎现象。”

在易富贤先生看来,中国今后要鼓励生育,任务很艰巨。他说,首先,人是有权利和尊严的,要改变人口是负担的观念,把人当人看,把人当作财富来看待;其次,要创造条件,降低养育成本,在房价,教育和医疗成本方面要大刀阔斧地改革,而改革难度会比1979年改革开放的难度还要大。第三,易富贤先生表示,政府要对建立幼儿园作投入,同时改变城市规划。他说,中国现在城市密度太高,不利于生育。易富贤先生说,现在中国的城市都是围绕一孩家庭规划的。

今年3月13日,中国国务院提请审议机构改革方案议案,其中包括: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3月22日,中国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18〕6号),设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易富贤先生预计,中国在2018年会彻底废除计划生育:

“今年是中国的关键一年。中国在1981年正式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但是到2018年3月13日,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计生委已经被撤销,这是一个重大转折。我预计,中国在2018年会彻底废除计划生育。现在地方计生委虽然还有,但随着机构改革,地方计生委也很快会被撤除。”

易富贤先生说,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地方在拼命地抓计划生育罚款,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马上就要被解散,今后将不再有权利和机会了。

易富贤先生说,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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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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