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就选择结婚的中国人正在变少的现象进行探讨。
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日前发表题为《中国人不愿结婚，经济与家庭观念面临考验》的文章。文章指出，这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而言，是一个影响深远的转变。结婚人数下降，意味着婴儿人数减少，住宅、家电及其他与家庭相关的消费就可能会随之收缩，而这类消费正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
但结婚人数下降也有积极的一面。纽约时报的文章称，引起这种状况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但它也与中国受教育女性群体的壮大有关。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专家表示，其中一些女性在推迟结婚时间，以便发展事业和建立财务根基，结果出现了力量更强大的女性人口，她们不再将婚姻作为获得安全感的唯一途径。
有数据显示，去年有1200万对中国情侣注册结婚，这一数字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与这一趋势一致的是，去年离婚的夫妇达到380万对，比10年前多出两倍。
中国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人结婚率下降的情况确实存在，一线城市尤其如此。人们不是不想结婚，有两个主要因素，第一是没有找到理想的合适的结婚对象，第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多元化。比如说，两个人同居不结婚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再一个是不结婚可以有孩子，单亲的情况也比较多，主要是因为女性的独立能力比较强，就不一定要结婚，也可以有比较好的生活。所以这两个因素就导致了现在主要在城市里面这种不结婚的家庭开始增加。但总体来说，这还是少数。婚姻年龄的推迟，这是过去十年一直存在的，包括初婚少，离婚增加的情况越来越多。很多人离婚以后，哪怕再有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也不愿再履行结婚的形式，这就导致更多的两个人未婚同居，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多。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在经济方面，选择结婚的人变少是一把双刃剑。通常而言，单身人士会比已婚夫妇更少买房，生更少的孩子，购入更少的玩具和设备。中国正努力把本国向来吝于花钱的人口变成美式消费者，以便让经济不那么依赖出口和大型政府项目，这些努力可能会因此而复杂化。
它还可能导致中国消费者把更多钱放在银行里或床垫下。但是中国消费者也完全可以把钱花在别的地方——这其中带头的就是单身年轻人。
对此，中国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先生评论说，这个不是常态。因为选择不结婚的更多是经济能力比较强的，不会因为结婚影响家庭。反而是如果自己能力不够，通过结婚使生活质量有提高，但是婚姻规模减少。比如说不要孩子，或者只要一个孩子，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因为生孩子后养育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所以就导致核心家庭的规模在不断缩小，这个情况很普遍。但这个情况也不是今天就出现的，因为在8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就已经成为城市中的主流。
刘开明先生说，女性教育程度提高是很大因素，比如都市里面有很多高学历的能力很强的女性不结婚，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自己比较独立，不需要有一个婚姻来约束自己。但这不等于她们没有伴侣。她们中很多是有伴侣的，甚至有不同的几个伴侣，这种情况也比较多，因为他们都不生活在一起。有的也不是男女朋友，就是约炮的炮友，只是一个性伴侣，也就是说他们的关系还没有到结婚的程度，但又有生理需要，这种情况也比较多。刘开明先生说，中国现在在婚姻或者性方面的开放程度很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最近的调查是已婚女性有40%承认出轨，比重较高。在都市里男女双方的伴侣选择和性选择都多元化，突破了以前的想象。约炮网站默默都已上市。他说，在性方面的开放上，中国大陆已经比香港台湾等还要开放。
目前旅居德国的独立评论人士史明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也谈了他的看法, 他说, 这样的现象背后应该有多重复杂的原因，只从一方面推论不合适。比如说女性受教育程度高，经济上独立以后结婚率就降低。而在欧洲国家，情形正相反。比如在法国，生育率一直都不低，你说它收入少，受教育程度差？其实也不是，且刚好相反。欧洲国家排行榜里，女性受教育，经济上独立的程度，法国排在前几名，仅次于北欧国家。意大利也有这样，意大利的家庭观念并没有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家庭的组合还是很厉害，母亲的地位一直都没有下降。为什么是同样的发达国家，例子可以相反？这值得进一步深思。东亚的例子其实也是一样。
至于结婚率下降会影响到消费和经济的增长，史明先生认为，消费和家庭组合有一定关系，但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消费更多的变化是消费的方式。比如说一个人的家庭，经常出去吃饭，做饭的动力不强。所以消费的方式可能在日常消费的吃的方面可能会翻番地往上翻。一个五口之家做一顿好饭也会比较省钱。可一个人要是出去吃，一天吃两三顿，就不只这个钱。所以很难说是一个人的家庭消费就会减少。再比如住房，四口之家住个100平米，挺舒服，平均每个人25平米。但让你一个人住25平米，就觉得委屈你了，至少也得35，40平米什么的。也不一定说小家庭消费的趋势就会下降。
再以养老为例，史明先生提出问题说，养老社会化以后是不是比家庭就便宜呢？答案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情况都是相反。他说，家庭养老可以说是最经济的方式，最符合人性的方式，但可惜现在的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趋向就不是家庭养老。有一种新自由主义的说法，是集约效应，即我一只羊是赶，我一群羊也是赶，把几十个老人弄到一块，我这效率就高。史明先生说：“其实这是一种骗人的说法，费用不会下降反而会成倍地上升。费用上升与服务质量有关系，但服务质量是个软性指标。中国有哲学家说，西方老人有心理问题要看心理医生，叫心理疗法；中国老人心理有病要找孙子，叫孙子疗法。中国目前仍然是这样。我觉得，用经济主义的方式，说不结婚就省钱了，这是非常肤浅和不靠谱的推论。”
但无论如何，商业正在准备迎接这种转变。随着中国的结婚率下降，珠宝产业预计会出现增长放缓。为此许多商铺在增加珠宝的品类，比如更廉价的宝石，以吸引那些正在约会但财力有限的情侣。因为即使不结婚，人们还是需要找个人在一起，还是需要爱。
在线房地产中介公司家家顺称其计划面向单身买家出售一些较便宜的住房。
在史明先生看来，不结婚或不想结婚这事更多属于社会情绪，或者说是人与社会，社会与人之间感情交流的模式发生极大的变化。现在不结婚的一个很重要的而大家又不愿意说的理由，就是择偶的多变。他说，比如结婚是一种固定的方式，就算离婚闪婚的，也毕竟是一个手续，而且对周围熟人社会也是个影响。结婚不仅在中国，就是在西方的德国，瑞典这样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面，结婚也被认为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男女之间或者是同性伴侣之间的一种承诺。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危机就是承诺上的危机，不愿意承诺。除了不安全等各种原因以外，个性对于自己和社会之间的这种总体关系迷茫，俗话说就是找不到北，不知道用什么来定位，比如对忠诚这件事。
史明先生说：“在现代化社会里面，人们对谁忠诚呢？对老板忠诚？不是，老板就是负责给钱的；对某一个党派忠诚吗？你看现在的选举，今天选这个明天选那个；对一种生活的理念忠诚吗？现在大家换职业也是常事。这是因为人们认同忠诚的多元化不靠谱，找不到北。我觉得这最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影响到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比如说人的流动性大了，过去一个人填表说籍贯，现在谁说籍贯？教育的方式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也在减少。”
就如西方一样，史明先生说，中国社会现在出现的多元化的生活导向，最终会导致人对自己，人对社会定位上的极大困难。这个困难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人们的忠诚。以往结婚生孩子，现在不结婚也可以生孩子，福利等方面丝毫不亚于结婚生孩子。他接着指出：“结婚这个事情，从圣经到孔子，都认为人在生活生存生命这三个层次上，要找到一个忠诚的节点。即你要给我一个节点，我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我就有一个靠山，即使我和我老公老婆不好，但回家关上门我还是觉得这四面墙安全。为什么有这种感觉？为什么有人类文字记载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现代社会对人们忠诚度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无论政治经济文化，个人审美，都千变万化。现代人以多变为骄傲。以往人一辈子立一个志有出息，说无志者常立志，现在呢，如果一辈子立一个志，80，90后，甚至00后都会笑话你。这可能是现在人们不结婚的一个深刻的原因。对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现在一些社会学家可能连门都摸不着。”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人愿意结婚的正在变少，但不等于没有伴侣，有的甚至还有多个伴侣，也不等于不生孩子。史明先生认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对自我的分割。他说：“为什么一个人要有那么多的伴侣？为什么要经常换？过去一夫一妻，家庭有自己的功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一个人对自己的分割，就像一个社会的大卖场一样。比如我生理上有需要，就约炮打炮。过去也有，但是它有娼妓。那么，过去中国的妻妾制，娶小老婆，那更多是维系后代的问题，这都是功能。这个功能在过去的传统社会里，基本上不影响一个人，在现代社会里就不是这样，大家约炮完事就完了，谁也不要吃醋。现在我们再仔细看伴侣的更换，也是因为你找不到北所以没事老换。比如近两年我要去旅游，要弄个贤妻良母不是拉后腿吗？我三十岁当上了一个研究部的部长要往上爬，我就希望有个人能体贴我，无论男情人女情人都是这个角色。至于说伴侣，不能说你不能超过我，但最好起一个助手的作用。可能有一天突然你的公司倒闭了，你还会指望你的那个伴侣低于你伺候你仰望你吗？到那时你会希望他或她比你强，你能有个依靠。”
史明先生说，现代社会人的际遇的迅速变化，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高度陌生，都造成了不结婚但有伴侣的现象。他说，结婚当然是一个人对一个人，但不结婚不等于没有伴侣，而有了伴侣不等于有了靠山，有了靠山不一定靠得住。这是现代社会和网络社会中的正常现象。比如网络约会，又跨国界，比如17，8岁的姑娘小子，网络朋友一大堆，遍天下，但那些朋友靠得住吗？不一定。有的就是打游戏打出来的。真指望这些朋友？大概不会。也就是玩时聚一聚。
史明先生接着指出：“人的生活的这种碎片化，使人们在每一个碎片中都希望能有一个伴侣，但是你对每一个碎片都没有一个全面的自我的把握，就是所谓个性的认同是多层的认同。过去，是我姓甚名谁，字什么，现在就复杂得多。因为身份的这种碎片，所以人们对自己身份的忠诚也非常少。我今天可以是这样，明天又可以是那样，大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就最终导致了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真是犹如过眼烟云的这种关系。其实不仅如此，再看看朋友关系，过去有酒肉朋友能吃能喝，患难朋友两肋插刀。中国人讲起朋友很动人，知心知己知音朋友。今天你再去问问朋友都是什么意思，谁也说不清楚。这从侧面也证明了婚姻这件事情，你要许诺，就是过去说的，试问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现在你再看，有这回事吗？朋友之间一抹脸谁也不认识。”
史明先生说，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看起来眼花缭乱，其实历史的人性的心理的深处，是一种非常深刻的人类生存。就是你对自己找不到北，你对自己和别人的关系找不到北，对自己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样找不到北。在这个背景下你去看婚姻，不靠谱，实在是题中应有之意，要靠谱倒奇怪了。因为，这样的碎片化你怎么能让一个人放心呢？
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后工业化社会出现，未来人类的婚姻家庭和后代延续是否令人担忧？趋势又会如何？史明先生表示，其实我们看到有些社会里已经出现了与其相反的一些发展，虽然不一定是表现在婚姻上。比如说各个城市的结社显示出从来没有过的多样性，什么东西都可以结个社。为什么要结社，从生活最潜在的层次上来说，这叫找伴，就是干什么事都要有个伴。
史明先生说，过去北京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儿歌，叫“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干什么，点灯说话吹灯就伴。” 它实际上讲到了城市社会，即使是前社会的北京城市社会，它也意识到，在生活这个层面上找伴，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活动。因此，任何自由主义学家，如果他说这个社会是原子的，他是在骗人，或者骗自己。人不可能是原子，虽然人不可能是一个原子对另一个原子，但一定是扎推的。不扎推这人过不了。
另外一个趋势，史明先生说，就是人在更高一个层面上，即所谓生存的层面上，就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这个层面上，人们开始重新组织对自己意义的寻找过程。他说：“比如我们从网络上可以看出来，中国人现在已经是左派上一个网站，右派上一个网站，互不干涉，要骂也是隔山骂阵。这不是生活上的找伴，而是认同上的找伴，包括网上的粉丝现象，这是从生存的层面上去结社或结一定的团体。
最后就是在生命意义上的找伴。史明先生说: “恰恰是在生命上，人们真的愿意找到跟自己一起的哪怕是难友呢也好。比如在西方出现了生命终结伴侣站，大家互相伴随着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路。还有教会，在美国和欧洲，有基督教意识的人压倒多数。为什么？因为信教恰恰是在最后的一个层面上，生命的层面上，它给你一个伴侣。”
在史明先生看来，未来社会我们也不必悲观。就说找不到北这件事情，恐怕是有人类有文明记录以来大家都一直没找到北。但现在找不到北的社会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大家有点抗不住。怎么办？于是就在这三个层面，所谓生存生活和生命的层面上，大家开始找伴。
那么，是不是将来会找到一种类似传统婚姻的这样一种形式呢？史明先生表示：“我不敢说。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同性，你完全可以不结婚。同性恋本来就和传统恋爱关系不一样，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人知道我们不但是同性恋，还是同性婚？为什么要婚呢，就是因为这也是一种伴，是一种郑重的承诺。连离开传统婚姻最基本的基础的这些人，都要奔婚姻而去，为什么？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最后大家都不忠诚了，谁也好不了。人类有时没出息就是不到灭顶之灾的时候，他不认同别人和自己是同类，我们应该攥成团。看看东西战争史，从战争中活下来的战友都是生死之交，那是因为一块儿玩过命。为什么人非要被逼到马上就要完蛋的时候才要想这件事？这是人类一大悲剧。”
史明先生援引红楼梦里的贾雨村的楔子说，“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他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在文明意义上对人类表示一种悲哀或者绝望。但是我们实在应该意识到我们属于人类，我们心里最终的软弱，我们没有意识到与别人一路同行是我们的福气和造化。中国人讲缘分。
史明先生最后表示，现代社会高度的极其具有侵略性的商业化，是对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最大的腐蚀。商业是钱，而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所有最重要的关节点没有一个是能拿钱定得了的。凡是拿钱能定的事都不是大事。拿钱定不了的事都是大事，如健康，友谊，人的不孤独，都不是拿钱能换来的。
请您收听节目并发表对节目的意见和建议
妇幼论坛节目主持人梒青的推特 (TWITTER) 地址是:HANQING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