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 | 軍事無禁區:談判作風

2021-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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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 軍事無禁區:談判作風 美國防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圖左)3次提出與中國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圖右)會談遭中方拒絕。
路透社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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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衆朋友們,大家好。您現在收聽的是自由亞洲電臺的「軍事無禁區」欄目。我是欄目主持人亓樂義。今天來談美中兩國軍事交流的問題。

今年3月美中兩國高層的阿拉斯加會談在激烈交鋒中落幕。7月美中兩國的天津會談也是爭鋒相對,雙邊關係未見緩和。不過,兩國外交畢竟跨出實質性的接觸,而軍事領域到現在八字還沒一撇兒!

拒絕會談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曾3次提出與中國軍委副主席許其亮會談,都被中方拒絕。美方官員稱,他們並非因爲是中國,才與中國軍方高層會談,而是最近印太地區的緊張局勢不斷加劇,從臺海到南海,美中兩軍密集接觸,因此要找更具實權的許其亮會談,而不是國防部長魏鳳和。

中國國防部隸屬於國務院,國防部長不在軍隊的領導指揮和管理體制之內,而國防部的相關職能也都由中央軍委的對應職能部門所承接。國防部長雖是軍委委員,卻沒有實權。他的職能在軍事外交,扮演象徵性的角色。

由於中國軍方沒有迴應,所以不知道拒絕的理由。美方官員指出,許其亮是軍委副主席,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和軍事地位高於魏鳳和。奧斯汀名列美國4大閣員之一,就其位階,找許其亮會談非常適合。

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計劃主任葛來儀表示,爲降低美中兩國的軍事風險,避免發生碰撞,會談對象就應該聚焦在中央軍委。美國國防部前副助理部長柯林克(Heino Klinck)對此深有體會。他說:由於兩軍結構不同,安排與中國官員會晤的問題始終是一項挑戰。鑑於目前的形勢,美中兩軍要有明確的溝通,美方需要向中方傳達美國的紅線。

目前美中軍事交流明顯落後於外交。拜登(Joseph Biden)政府上臺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Mark Milley)至今尚未與中國同級官員交談。按往例,他的會談對象至少是中央軍委委員、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拜登政府上臺迄今半年多,這段期間正逢美中兩軍在臺海與南海展現軍事存在的高峯期,雙方軍事領導人卻沒有任何對談,實在不可思議。不是美方無意,而是中方拒絕。什麼原因呢?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Mark Milley,圖左)至今未與中國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圖右)會談。(維基百科)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Mark Milley,圖左)至今未與中國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圖右)會談。(維基百科)

慣用手法

今年5月27日,中國國防部發言人或許說出箇中原由。他抨擊美國,不能一方面要求增設中美防務熱線,另一面卻加強亞太軍事部署,對中國抵近偵察,刻意製造碰撞風險。爲此中方敦促美方展現誠意,加強對話溝通,妥善管控分歧,進而推動兩軍關係穩健發展。

乍聽之下,這些話講得硬氣。所有的錯都在美國,這是中共慣用的手法,背後反映出中共特有的談判作風:就是先講原則,再談細節;先以道學式的呼籲譴責對方,取得道德優勢;先塑造自己爲受害者,把對方形容成壓迫者;再提出對方不可能接受的要求,迫使對方稍作讓步,就可以暫時擱置爭議攜手共進。有時中共會把所有不相干的問題都提出來,使對方疲於奔命,在不經意中做出讓步。毛澤東曾說:在所有談判當中,共產黨人必須與對方針鋒相對,藉此不斷提高要求。

從今年3月美中阿拉斯加會談到7月的天津會談,中方代表把調子拉得很高,抨擊美國”居高臨下”、”自以爲高人一等”,把會談定性爲美國欺壓中國,因此美方提出的會談清單,都成了壓迫者自認爲公理正義的心理反射。習近平在今年百年黨慶講話中說:絕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欺負、壓迫、奴役中國人民,誰想這麼幹,必將碰得頭破血流!在談判桌上,就更無所顧忌了。

現在回頭來看奧斯汀提出與許其亮會談的例子。如果中方堅持只能找魏鳳和,除非美方讓步,才能與許其亮會談。美方該怎麼辦?

基本法則

1982年美國著名政治心理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爲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撰寫一份名爲《中國的商業談判作風》(Chinese Commercial Negotiating Style)研究報告,他從文化心理層面剖析中國人的談判作風。他在作者序中寫道:這份研究報告是藍德公司轄下的空軍研究計劃-《中國在亞洲安全上的戰略與地區性角色》中的一環。內容是分析中共人員與美國商人談判時所表現的作風,今後也有助於兩國政府間的談判。


美國政治心理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總結中共談判作風特點。(維基百科)
美國政治心理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總結中共談判作風特點。(維基百科)

白魯恂在報告中總結與中共談判的6項基本法則:

一、要有耐性。二、把毫無進展的拖延局面視爲正常現象。三、切忌期望過
高,對中共有關前景的誇大之談抱懷疑態度。四、要預期中共會想盡辦法羞辱對方來施展影響力。五、不要輕信困難由自己一手造成。六、設法瞭解中國文化的特徵,並且堅持自己的文化標準。

根據這些法則,美國應堅持自己的標準,以耐性與中共周旋。奧斯汀的會談對象就是許其亮,只有這樣才能使雙方面對真正的問題,並且讓最高領導人知道實情與問題的癥結。如果讓步,不但讓北京看破美國不過是虛張聲勢,自抬身價,還讓北京更有底氣認爲與許其亮會談,是中方對美國的”施恩”,這會讓中方更加大膽在日後的談判中提出更多要求。因爲施恩於你,你就應該湧泉相報。

研究報告指出,美國商人爲儘快達成協議,往往屈就於中方的要求。但是也有商人表示,他們從未因爲在個別問題上堅守立場而真正損害了與中共的關係。即使中共抨擊他們”違反”協議精神,只要做出一些繼續維持象徵性的友好姿態,哪怕在細節問題上堅定立場,不爲所動,最終還是能夠輕易的平息中共的怒氣。

中共談判人員知道美國人急於求成,因此善於以”拖延”手法來討價還價。情急之下,美國商人會提前亮出底牌,而這正是中方的目的,然後再刁難美方提出的細節,而中方仍舊隱藏自己真實的意圖和發展重點,他所承諾的不過是原則性協議,這有2個好處:一、大原則措辭籠統,中共有機可乘,藉此強求對方讓步。二、可以作爲攻擊對方背信棄義與違反原則精神的依據。

”先講原則,再談細節”,是中共談判的最大特點,但是從原則到細節往往拖延相當長的時間。所以和中共談判要有耐性。

官僚文化

白魯恂指出,中共談判之所以慣用拖延手法,一個重要原因是基於中共特有的官僚文化,對”權威”有其特殊的體認。照常理,制度愈是專制獨裁,下屬愈是遵從行事。然而實情恰恰相反,在中共官僚架構下,官員爭相逃避責任,混淆決策,極盡削弱一切日後會使自己遭到批判的指示。因此,所有官員都小心翼翼,甚至欺上瞞下,以保官位。沒有指示,就沒有行動。問題是,權力並不一定與責任掛勾,真正的權力者,往往不需負責,使得官員不敢勇於任事。

除此,中共官僚架構下同級部門之間的橫向協調非常差。美國商人發現,中共高級官員對同級部門的認識,往往不如美國商人掌握的多,反而向他們詢問其他同級部門的辦事作風。這也許和組織紀律和保密有關。因此,奧斯汀若不找軍委副主席許其亮會談,就無法對美中兩軍關係進行全盤性的溝通與交流。

2001年4月1日中美髮生撞機事件。當時美國駐北京大使普理赫(Joseph Prueher)回憶說,撞機發生後,他給中國外交部打電話,打了9個小時,沒有人接。直到他離任前,中國副總理錢其琛爲他舉行午餐會,告訴他外交部原本應該回他電話,但是當天他們都出去種樹了。這麼重要的外交事件,中國外交部竟然無人迴應,還去種樹,說明沒有最高領導人指示,誰也不敢做主,連電話也不接了。


2001年4月1日中美髮生撞機事件。美國駐北京大使普理赫(Joseph Prueher)打電話給中國外交部,打了9個小時沒人接電話。上圖美國EP-3偵察機,下圖中國殲-8II戰機。(視頻截圖)
2001年4月1日中美髮生撞機事件。美國駐北京大使普理赫(Joseph Prueher)打電話給中國外交部,打了9個小時沒人接電話。上圖美國EP-3偵察機,下圖中國殲-8II戰機。(視頻截圖)

和中共談判需要耐性,還有文化方面的因素:比如中國人對希望儘快完成交易,口若懸河的人抱有猜疑,並且想要完全掌握每一件事,避免一切錯誤。說的好一點,中國人處理事情有長遠看法,因此做起事來不急於求成。

形勢比人強

在這些特有的官僚文化背景下,就不難理解美中兩國自1997年建立國防部副部長級防務磋商機制、1998年簽署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2008開通國防部直線電話(熱線)、2014年達成海上意外相遇規則並簽署海空相遇準則、2017年簽署兩軍聯合參謀部對話機制框架文件,並且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連續3年舉行避免海上意外相遇的聯合演習,但是雙方仍發生多起對峙和險些碰撞事件,說明以前的磋商機制和相遇準則強調原則性,並不具體,操作性不高,完全體現中共談判的慣有特點。

直到2020年10月底,中美兩軍才通過視頻舉行首次危機溝通工作組會議,首次討論”危機溝通”的概念、預防危機及管理危機。走到這一步,應該說是當前形勢下的產物。如果中共的談判作風不改,不面對更具體的戰術問題,中美兩軍難保不會擦槍走火,引爆軍事衝突。

聽衆朋友們,您現在收聽的是自由亞洲電臺的「軍事無禁區」欄目。我是欄目主持人亓樂義。謝謝大家收聽。下次再會。


撰稿人/亓樂義

(本節目主持人爲長期關注兩岸和印太軍事安全事務的軍事評論員,文章代表評論員個人觀點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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