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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我是栏目主持人亓乐义。
今年8月1日是中共建军94周年纪念日。没有阅兵，也没有特别的庆典活动。但是有一个动向极为重要，可能被人忽视，就是中国的国防和军队改革（军改）进入新的阶段，以”战略管理”为重点，以此推进一场军事管理革命。
管理革命
习近平曾自豪地说：军改取得历史性突破，中国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不过，这一切都是强军的必要条件。他还说：军队能不能打仗、打胜战，”管理往往起着关键作用。”显然后一句话更为重要。管理是否到位，攸关整个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质量和效能。缺了这一块，军队无法应对现代化高科技战争。
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国军事竞争也是战略管理的竞争，取决于谁能进行更合理的资源分配，以更科学的竞争模式取得战略优势。
今年八一前夕的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32次集体学习。习近平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抓住战略管理这个重点，推进军事管理革命，”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解放军报》8月1日在社论中再次重申这段讲话。毛泽东说过：”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由此可以这样理解，战略管理是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之一。
所谓”战略管理”，按习近平的说法，是对军队建设发展全局、长远发展方向、目标、任务与政策，以及资源分配做出决策和管理的过程，决定军队高质量的发展。
今年3月9日，习近平出席全国人大会议军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对加强战略管理提出明确要求。内容涵盖3个层面：
质量效益
就全军重大发展项目而言：”要优化项目论证方式和立项审批流程，加强重大项目统筹调控。”在项目规划计划阶段：”要强化权威性和执行力，严格责任体系、时间节点、质量标准，加大评估和监管力度，督促规划任务高效落实。”在军事资产方面：”要推进全军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建设，把资产盘活用好，提高管理使用效益。”会议结束后，与会代表强烈感受一场军事管理革命已经展开。
其实，战略管理不是新的提法，胡锦涛主军时期曾经说过：”世界新军事变革不仅是一场军事技术和军队组织体制的革命，也是一场军事管理的革命。其核心就是实行科学管理。”决定军队建设的整体质量和效益。
可以说，习近平推动的军事管理革命，是承接胡锦涛想做却未能完成的工作，但时空有别，难度更大。胡锦涛面对的是，如何使管理从适应机械化战争的模式向信息化战争的模式转变，有美国的例子参考。习近平则不然，他的挑战在于如何使管理从适应信息化战争的模式向智能化战争的模式转变，没有先例可循，因为世界先进国家在人工智能（AI）领域都处于摸索阶段，智能化战争初现端倪，各国的技术有别，却没有隔代之分。
此时习近平对战略管理提出明确要求，是军改深化下的必经之路，然而要求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个摸索过程，并未成形。因此，军改尚未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突破，因为检验它的质量和效能才刚要开始。
美国经验
胡锦涛主军时期有一些军改构想，但大多没有落实，包括军队管理体制应由分散转向集中。他认为，美军信息化建设的管理体制由分散到集中的经验很值得研究借镜，因为它取自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军种之间难以互通互联而暴露出的深刻教训，经过实战检验。
在建立扁平式网状管理体制方面，胡锦涛非常欣赏美国国防部实施高层专司决策、中层负责计划、低层贯彻执行的三级管理体制，减少管理层级，加强横向联通，分工明确，责任清晰。在战略管理体制方面，胡锦涛提出需要设立专责的战略规划、试验论证、监察审计和绩效评估等机构，确保国防与军队建设高效运行。然而这些都束诸高阁。
中国国防科技部门曾研究调查指出，本世纪初，也就是胡锦涛担任军委主席初期，全军武器装备的建设和管理，注重表面和管理松散的问题相当严重，最突出的问题是，不重视国防科技的”技术基础”建设，它包括军用标准化、国防计量（装备性能参数的量值）、质量管理（装备可靠性、寿命、维修性与保障性）、装备科技信息（科技情报）、装备科技成果管理与知识产权（推广应用与专利）等内容，这些工作直接影响武器装备质量和战斗力的形成。而它出现5方面的问题：
技术基础
一、 法规制度过时，一些新的武器装备在技术基础建设中无法规可依、无规章可循。二、监督、测评与检验武器装备的设施老旧，远不及实际需要。三、信息资源共享程度低。据统计，4总部和各军兵种装备管理机关的技术基础信息共享率不足30%；装备科研单位的信息共享率不到20%；作战部队则几乎得不到技术基础信息，这样如何建立体系作战的能力呢？
四、工作机制缺乏强制性，也就是权威性和执行力不够，导致军方对武器装备采购的质量监督缺乏明确的依据。除此，技术基础工作尚未完全纳入武器装备科研的管理程序，以及装备全寿命各阶段的工作考核和检查指标体系，说明武器装备的质量问题不小。五、专业队伍严重不足，技术基础工作枯燥而严谨，流动性大，人员素质处于低水平的循环状态，大部分未经过系统性的业务培训，难怪工作流于表面，管理松散。不是不为，而是想做也做不了。
这不是哪个人造成的，而是长久来的制度窠臼，积习难改，形成惯性与惰性。也许听众朋友会问，1960年苏联中断对中国援助，一夕间撤走在华的全部国防科技专家，带走重要的设计图纸和数据，而中国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6年内突破两弹技术（原子弹和导弹），并且达到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如果没有一套好的管理制度，如何办到呢？
两弹技术
中国突破两弹技术，是在特有的时空背景下，以特事特办的原则完成的。195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美国的核威胁，中国高层决定发展原子弹和导弹作为国防尖端科技的重点项目，以打破美国的核威胁与核垄断，攸关中国的生死存亡。在苏联的援助下，两弹技术原本按进度展开，不料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所有援助，中国只好自救，独立发展两弹技术。
由于两弹技术高度复杂，需要全国大力协作才有可能推进。因此中共中央特别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由周恩来亲自挂帅，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两弹研制的需要，并以发展导弹为优先。
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成立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5局，后并入国防部第5研究院，简称国防部5院），由钱学森担任院长，从全国调来100多位专家，拥有初步研究队伍，而且可以用苏联留下的P-2导弹作为基础进行改造，起步较快，进而研制出东风-2型中近程地对地弹道导弹，1964年6月试飞成功，经过多次发射试验，最后命名为东风-2A导弹。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爆成功，说明两弹同步发展，也几乎同时试验成功。而真正达到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是在1966年10月，由东风-2A导弹携带当量1.2万吨的原子弹弹头，从酒泉发射击中在新疆罗布泊设定的目标。这次试验成功标志中国从此具备可以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
中国在6年内自行完成两弹技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殊安排。发展卫星与核潜艇，也是在中央专委的直接领导下完成，不是在一般常态下进行。武器装备的建设和管理一旦进入常态发展，力量分散，资源重复、专业门类不全，以及之前提到的注重表面和管理松散的问题就会逐一浮现出来，这也就是中国的武器装备在总体上与美国存有相当差距的深层次原因。
犹待考验
2019年12月，中国第1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正式服役。它根据什么技术基础进行研制和管理，以什么标准级别实施质量监督与验收？外界不得而知。但是从一些权威资料显示，中国对航母的预先研究，大量引用美军1994年版《舰船通用规范》和《美国国防部标准化文件分类目录》等有关的技术数据，开展航母标准的分析研究，并对一些重大武器装备型号提出标准监督的方法与修正措施，由此主编50多项国家军用标准和船舶行业标准。
然而这些标准可能已经过时。而中国近年推出多种新型主战装备又是根据什么技术基础标准研制和验收？难道胡锦涛面对的战略管理问题，在习近平手上都解决了吗？至今没有权威性的报告可以佐证。这可能要在多起意外事件或军事冲突发生后才能揭晓，而这才是真正考验中国军力的时刻。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我是栏目主持人亓乐义。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
撰稿人/亓乐义
(本节目主持人为长期关注两岸和印太军事安全事务的军事评论员，文章代表评论员个人观点及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