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世纪大瘟疫,加快中国修订动物相关法令,今年2月祭出史上最严的"禁食令",看似关起野生动物消费大门,短短3个月,农业农村部出台畜禽养殖的"白名单",却又打开了后门。
白名单的野味悬念
这个老饕口中的“白名单”，指的是《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以下简称《目录》），2月24日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决定后，4月8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目录》征求意见稿，5月27日修订出台，《目录》列入33种畜禽，包含充分驯化的传统畜禽，还有梅花鹿、雉鸡、绿头鸭、鸸鹋、水貂、银狐、北极狐、貉等特种畜禽。
“这次《目录》最令人担忧的是，有17种野生动物被视为家禽、家畜。”中国绿发会行动亚洲基金管委会执行主任、行动亚洲创办人苏佩芬点出猫腻，“按照当时的决定是不能再吃野生动物，但是列入《目录》的物种可以继续被吃、被利用，有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
吊诡的是，《目录》中的野生动物种类，比起征求民意时的草案还要多。苏佩芬表示，这意味著可以合法进行商业圈养利用的野生动物增加了，名单放宽了，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人畜共患病的隐患仍然悬而未决。
上个月，行动亚洲、中国绿发会、中山大学One Health中心和山东大学动物保护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未来 让大流行病不再爆发”线上智库系列研讨会，懿丹野保特攻队创办人刘懿丹难掩失落感说，“农业农村部把陆生野生动物转变为家禽家畜，又重新开了一个口子，这对公共安全、疫情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养殖洗白漏洞百出
苏佩芬指出，《目录》中的野生动物成了最大的输家，好比绿头鸭、雉鸡和番鸭目前在中国仍有许多野生物种，现在列入白名单后，对于野生和繁殖动物的辨认问题，存在很大的隐忧。
“我们每年8月15日就会到沿海城市和地区，比如安徽的南漪湖、江苏的洪泽湖，有时候一个湖里就有几十个鸭棚。”拥有“护鸟铁娘子”封号的刘懿丹挺险直捣非法窝点，“安徽有一种传统方式盗猎野鸭子，鸭媒子一叫就把鸭子引来，人在棚里一拉机关，就把鸭子扣住了，媒鸭很多都是绿头鸭和斑嘴鸭，牠们特别能叫，就用这种方法盗猎野生的绿头鸭。”
刘懿丹无奈说，绿头鸭等野生禽类盗猎后再经养殖场洗白，只要有畜养繁殖许可证和经营利用许可证，即使我们举报了，即使是野生的鸭子，也没有办法执法，执法部门就是看证件。
野生动物灰色地带
“正名”是《目录》引发的争议之一，苏佩芬认为，中国对于野生动物是否划归为家禽家畜，存在传统观念，只要野生动物可以被圈养、大量繁殖，就成为驯化的野生动物，片面从养殖数量来界定驯化，完全不符合动物学界的科学定义。
“农业农村部在制定《目录》时候，不应该只是考量人工养殖技术的成熟与否，这不光是技术问题，其实它是全链条的犯罪型态。”中国爱德基金会让候鸟飞公益基金执行长刘慧莉在线上研讨会提出建言，“执法部门要到消费端，以全链条的角度考虑。”
“如果你去任何一个农贸市场，甚至在上海，我去年暗访过，只要问有没有野鸭，摊位上的人会说：我可以帮你搞定，你明天来拿，一只200元或170元，所以对消费者来说，他们仍然更倾向野生的个体。”刘慧莉举亲身调查经验为例，“以绿头鸭和环颈雉来说，以人工养殖形式，保留了合法的野味消费，消费市场反过来刺激了野外种群盗猎。”
下金蛋的毛皮动物
事实上，老大哥考量的不只是驯化问题，背后还有经济政策的盘算。中国的野生动物圈养以毛皮动物为最大宗，2019年皮草动物（水貂、狐狸和貉）的取皮量高达4,000万只，摊开《目录》名单，嗅得到“产业利益挂帅”胜过“公共卫生安全”的思维弊端。
苏佩芬指出，根据2017年中国工程院的报告，中国野生动物养殖的总产值为人民币5,200亿元，当中皮草产业占了近3,900亿元、囊括75%的产值，而野生动物的食用产值约为1,250亿元，只占了24%；这个数字不见得精准，因为这个报告对药用动物的产值估算偏低，占整体不到1%，野生动物养殖的总产值应该更高。
皮草产业看似“会下金蛋的鹅”，却追不过难以估算的烂帐。“这次大流行病全球疫情的预估花费，截至4月底、5月初，总计约20兆人民币，现在不只这数字了。”苏佩芬分析，“相较中国皮草产业3,900亿的短期利益，全球付出的成本更高。”
水貂传人疫病破口
4月起，荷兰皮草养殖场陆续传出工作人员和水貂感染新冠病毒，最近甚至出现“水貂传人”病例，全球大流行病又投下震撼弹，而中国是皮草养殖大国，2018年水貂养殖数量约2,100万只，高居全球之冠，潜在的疫病破口，不免叫人绷紧神经。
“皮草养殖场的大规模集约化饲养模式，让动物长期处在紧迫状态，动物很容易生病，牠可以本身携带病毒，或是中间宿主。”苏佩芬表示，“一位德国资深科学家指出，当年SARS疫情发生的时候，其实除了果子狸是中间宿主，貉也是中间宿主之一，但却未被采取任何措施。”
苏佩芬指出，现在荷兰政府采取紧急措施，隔离100多个水貂繁殖场，同时对所有水貂进行检测，中国政府也应尽快检测这些农场动物，同时尽快结束野生动物养殖，特别是皮草动物。
“中国将皮草动物养殖作为扶贫产业，相较北欧萎缩的皮草产业，中国皮草业维持发展趋势。”苏佩芬分析产业脉动，“目前全球已有14个国家废除和禁止皮草养殖，还有6个国家提出皮草养殖期限，例如荷兰预计在2024年终止水貂养殖，欧洲则有6个国家议会正在审议废除，另外，美国加州在内的3个国家地区甚至禁止销售皮草。”
中国对野生动物的多重使用，也增加疫病传播危机。苏佩芬说，《目录》中的野生动物，只有皮草动物标明“非食用”，其他种类在商业利用目的上并没有严格限制的商业利用目的，可能作为食用、药用、毛皮、娱乐、实验等多种用途。
以中国濒危的梅花鹿为例，苏佩芬指出，梅花鹿的野生族群在保护之列，但在繁殖场就不受限制，从鹿茸、鹿肉、鹿血到鹿鞭，全部可以被使用，同样违法盗猎问题又来了，有人提议植入晶片，但宰杀后把晶片取掉，这在许多野生动物志愿者查缉时都发现类似案例。
被隔离的水生动物
此外，《目录》仅规管范陆生动物，看在苏佩芬眼中，水生动物、两栖动物的问题同样棘手，5月28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蛙类保护管理的通知》，中国林蛙、黑斑蛙、棘胸蛙、棘腹蛙等相关蛙类，由渔业主管部门按照水生动物来管理，这意味着这些蛙类的利用大门敞开了。
野生林蛙原本名列“三有”陆生动物保护名录（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这些蛙类被划归水生动物之后，有了法令疏通，可以继续被人工养殖、买卖和食用。”苏佩芬不讳言这是开倒车的作法，“很多两栖类动物在产卵后变成陆生，这样一刀切的作法，不是依照科学分类，而是以动物的功能性、养殖目的来看，再归类在何种物种之下。”
“目前两栖爬虫类的人畜共患病有40多种，现在林蛙、牛蛙继续被食用，我们常见的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都是透过吃而在消化道产生感染症状，威胁人类健康。”苏佩芬指出背后弊病，“此外，养殖业者在东北林蛙下蛋时，到河里、原始森林盗取野生蛙卵，然后在人工圈养环境孵化，林蛙的野生族群也令人担忧。”
野生动物要摆脱养殖洗白的命运，刘慧莉在线上研讨会提出解决之道，“中国没有一个有效个监控系统，来监控所有盗猎行为，唯一有效的方式，就是彻底关闭所有野生物种在野味消费上的合法性，才有可能保障野外种群。”
这也是大瘟疫下的人类自救方法，“人类对野生动物的病毒是很脆弱的，随着城市扩张、对自然的破坏和剥削，人类和动物的距离愈来愈近，这就像定时炸弹一样，现在还有很多病毒等待再度袭击。”苏佩芬语重心长说，“人类再不改变动物利用的思维，未来大流行病的爆发，只是时间性的问题。”
撰稿人：麦小田 责编：许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