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八九“六四”十七周年
今年6月4日是八九“六四”十七周年纪念日。1989年4月15日,被罢黜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随后,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反腐败，争民主的请愿游行.以下是我当时在街头采录的现场录音剪辑中的一段：
（现场录音：游行者喊口号：“耀邦不朽！言论自由！解除报禁！清除腐败！铲除官倒！保证人权！......）
从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后在中国各地，游行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各阶层陆续加入。5月20日，中国当局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3日夜里，戒严部队动用坦克和机枪在北京街头射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
（现场录音： < 枪声> 街头民众喊声：“快，近一点儿！” “板车，板车！” < 枪声>“录下来这暴行！” “救护车！快，救护车！” “一个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个助教背后中了一弹，鲜血，全身流满了鲜血，躺在地上，我们去救的时候，他们还朝我们开枪！ < 枪声>......）
在6月3日夜里、6月4日清晨，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多少人受伤，时至今日，中国当局一直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和名单。
当又一个“六四”纪念日临近的时候，“六四”遇难者,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三年级学生吴国锋的父亲吴定富先生说: “每年到这一天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心情都十分沉重。.每到这个时候就想起我的儿子吴国锋，我们全家人不会出去参加什么活动,都在家里，空气很沉闷，谁也不 愿意多讲话，看着我儿子的照片，心里在悲痛、流血......”
《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
多年来,寻访“六四”遇难者亲属和“六四”伤残者的工作在艰难中进行。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介绍过香港《开放》杂志社2005年出版的《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作者是丁子霖女士。
丁子霖女士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十七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
1991年丁子霖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其他“六四”遇难者亲属和伤残者。到目前,已经寻访到一百八十六位死难者的亲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这些人组成的群体被称为“‘六四’难属群体”,或“‘天安门母亲’群体”。
丁子霖女士介绍《寻访‘六四’受难者》这部书的时候说,：“这本书是在十几年的‘寻访实录’的基础下形成的,以五十篇‘寻访实录’和《风雨如晦十五年》这 篇八、九万字的长文为主干，再有本来十五周年的时候准备发表的寻访到的“六四”死难者名单，.还有一部分是‘六四’十周年到十五周年期间我们发表的一些重 要的文章.
这本书可以说是这么多年来难友们帮助我一起寻访,大家共同努力的心血结晶,也是这么多年来海内外始终惦着的‘六四’,关注‘六四’受难者命运的朋友们直 接、间接给我们提供的线索,所以才能够寻访到目前的一百八十六位死难者的名单。寻访的过程中积累了这五十篇‘寻访实录’。”
《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的出版者、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在谈到这本书的时候说: “这本书概括了“六四”惨案发生以来,丁子霖教授和她的‘天安门母亲’的一些朋友们一起所做的工作。这个工作的意义就是，为一个惨痛的历史事件作出一个非常真实的记录.”
为《寻访“六四”受难者》一书作序的,美国著名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先生对多年来参与寻访“六四”受难者的“六四”难属们表示佩服。
他说: “我很佩服他们的耐力,因为一般那些受难者不肯说,怕的是更进一步受到虐待.那么，‘天安门母亲’的运动能够很有耐心地一个一个去找他们，鼓励他们,给他们一点支持,雪里送炭。
‘天安门母亲’的运动的意义是要说真话――我们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说真话.。这个意义很大，因为你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说真话的话，你其它方面也开始能够说真话。
还有深层的价值观。老百姓的价值观，有很多也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比如母爱啊，丁子霖，张先玲和其他的母亲，丢了孩子，任何民族、任何时代，要是母亲丢了 孩子，哪里有比这个更痛苦的事情。当然没有。这是个朴实的、很重要的、很基本的一个价值观。而中国现在缺乏的就是那种人文性的价值观。因为纸醉金迷、民族 主义这一些是相当表面的东西，比起一些比较深层的价值观来说，对“六四”的纪念，尤其是‘天安门母亲’这种运动的话，跟这两个价值观，一个是‘真理’、 ‘说真话’，一个是‘爱’，在这儿体现的当然是母爱，是对整个中国的将来非常有意义的.”
访“六四”遇难者吴国锋的父亲吴定富先生
《寻访“六四”受难者》这部书里五十篇‘寻访实录’中,有一篇是记述“六四”在北京遇难的大学生吴国锋的,我采访了现在住在四川家乡的吴国锋的父亲吴定富先生。
吴定富先生说: “我的儿子吴国锋,当时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读三年级，四年毕业嘛，89年死在北京，我和他妈妈亲自到北京见了他的尸体。”
问: “他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遇难的?” 答: “时间大概是6月3日晚上十二点到一点左右.。到底是怎么遇难的我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死在哪个地方，我们确实不清楚.。”
问: “吴国锋遇难那年多大年纪?” 答: “差一个月二十一岁.”
问: “当时你们是怎么得到通知的?” 答: “北京发了电报来.他们已经知道死亡了，通知我说‘你的儿子已经死了，已经发现遗体了。’8日通知我们的，我们两个人自己买票到北京去，乘9日早晨的火车，10日下午,大概是五点多到的北京。.”
问: “当时您多大年纪?” 答: “四十七岁.”
问: “吴国锋的母亲多大年纪?” 答: “四十五岁.”
问: “你们到北京,看到吴国锋的遗体,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 答: “尸体被寄放在西单的邮电医院里,是用塑料布给装起来的.塑料布剪开以后，头部全是血，脸上也糊满了血.基本上看不出他原来的样子.。他是近视眼，眼镜也没有了，只穿一条短裤，一件T恤衫，他考取大学以后，我还买了只‘西铁城’手表送他。手表还戴在他的手上。
然后我们就请人清洗他的尸体，这样我就发现他的伤口了。第一枪，致命的一枪，打在后脑勺上的，子弹孔很小，大概只有筷子粗细的洞，估计是手枪打的。另外就是左臂、右臂上，有两处子弹擦伤；右边肋巴上，有一处子弹擦伤；左脚上，有子弹擦伤。
另外最可恶的就是，他的肚脐下方大概十公分左右的地方刺了一刺刀.这个刺刀口看着很长，而且发黑，当时我们就怀疑这个刺刀是带毒的。只有带毒的凶器杀了人过后，伤口才发黑。
当时我向人大提出要求，在没清洗以前我就提出了这个要求，我自己要拍照。理由很简单，因为家中还有他爷爷、奶奶，八十多岁高龄，我要把他怎么死的，怎么受的伤，照片全部带回去。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么你给我请个冷藏机，把尸体送回四川，让他爷爷、奶奶见一见。
他们因为我的态度比较强硬，勉强同意了我自己拍照。所以我拍了不少照片回来。
这就是当时我儿子死难的整个情况。
问: “您能介绍一下您的儿子吗,他读书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学生,他怎么考到北京去的?” 答: “首先从我的家庭说起，我在一个街道企业工作，街道企业就是比乡镇企业都不如的由居民闲散人员组织起来的小工厂，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一个月只有二、三十元钱工资。他妈妈是个家庭妇女，靠做一点小手工，一个月挣几元、十几元钱，来把这个孩子供大。”
吴定富先生告诉我,他有三个孩子。吴国锋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吴定富说：“吴国锋从读小学起，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三好学生。考取新津中学，属于新津县第一流的中学，读了三年初级中学，当时出于家庭的经济条件,我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他考中等专业学校，好早点出来挣钱.结果他不同意，自己坚持要考大学。
县里文教局通知成绩，他是全县第一名,全省高考的第七名.就这样考取了人民大学.吴国锋会做很多家务，是我们家里锻炼他的，.比如煮饭啊，洗衣服啊.做些家务相当能干。吴国锋就是这样一个孩子。所以，每当想起他以往这些事情，我们心情万分沉痛。
吴定富先生回忆起1986年,他所在的小县城里的人们向他祝贺,跟着他一起高高兴兴为这个县城近四十年里出的第一位进北京读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送行.
吴定富先生说: “凡是我认识的、不认识的街上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主动地上前来向我祝贺，他们都觉得我们这个县,解放近四十年了，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所以这个事情在当时全县来讲很震动。我们也很受世人的关注。
同样,我们儿子死了以后，我们也同样受人的关注。
这两件事情,对这个县里,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所有人都相当震动。我们就生活在这两个震动当中。
.我和他妈妈从北京把他的骨灰带回来，刚刚踏上县城的街道，街上所有走路的、住家的都站在门口观望，向我们致哀，心情都很沉重。而且我在家设了灵堂，设了三天，当地的学生，老师都上门来给他鞠躬，给他致哀，安慰我们。也遇到农民上街，整个我家门口都围满了。”
吴定富先生说：“自从吴国锋遇难以后,家中的灾祸接二连三。.
吴国锋小的时候，他爷爷奶奶亲自带他，他跟爷爷奶奶关系相当好。所以，吴国锋遇难以后，他爷爷奶奶非常气，爷爷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身体衰弱就死了。奶奶由于高血压，一气就中风，后痴呆，也就死了。
唯一的经济收入,就靠我小儿子.小儿子因为找不到工作，这种家庭子弟，谁要你工作呢？自己自谋出路，开出租车挣钱，供养我们全家人。我小儿子开的时间长， 挺劳累，2001年就得了尿毒症，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需要给他换肾，我们又没有那个天文数字的钱，吃饭都比较困难，哪里拿这笔钱给他换肾！
就这样，向亲戚、朋友、向所有的地方借贷，国内亲人、国外朋友支援一些，他的尿毒症拖了不到两年，治病花了七、八万元钱，2002年去世，留下一个小女 儿。当时小女儿只有两岁半，过了两年，他的爱人就另外组织自己的家庭去了，我们也非常支持。这小女儿就丢给我们，现在由我们夫妇俩带。我两个儿子上面还有 个姐姐，姐姐自己有家庭，她的两个女儿读书，经济上也很困难，没有多的照顾我们。 2001年的时候，由于忧伤过度，我自己也患上肾脏癌，一直到我小儿子去世过后，第二年经济上稍微缓和，才到成都去作了手术。到现在三年了，要说应重新复 查，没有钱，现在医药费好高嘛。这就是目前我们整个家庭的情况。”
问: “吴国锋的母亲现在身体怎么样?” 答: “他母亲今年六十一岁，因为是个劳动者，身体比较好。”
吴定富先生十七年来一直希望能够找到吴国锋遇难时的目击者、参与抢救或护送遗体者。
他说： “我们也很需要知道吴国锋究竟在哪个地方遇难的，究竟是什么时间遇难的？北京市民谁亲自目睹了而且抢救了他，我特别想谢谢他。如果真查到这个人的话，有朝一日我要亲自到北京去拜访他，向他致衷心的感谢。”
在八九“六四”十七周年临近的时候，,吴定富先生说: “我觉得，对当局来讲,十七年了，你们过去对待‘六四’这个问题已经错了，现在应该是回头的时候了。人民需要民主，需要人权.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人民群众团 结一致向上的精神.现在胡锦涛提倡‘和谐社会’，你这个‘六四’问题,已经过去十七年了，确实也是跟提倡‘和谐社会’不相适应、不相和谐的.我们希望当 局,尽快对‘六四’的事情正确处理，使这个社会和谐。”
丁子霖谈寻访难属二、三事
多年来坚持寻访“六四”受难者的“六四”难属丁子霖女士在讲述寻访经过的时候说: “有好几个先找到线索都是海外的朋友，我估计有当年八九的学生出去了，给我来信，告诉我们线索，怎么找。
在十周年的名单公布以后不久，我回南方了。冬天回到北京家里，我人大的信箱里就有一封信。信封是用的新华通讯社的信封。当然，这种信封谁都可以用。里边就 告诉我死者杜光学，他当时是个工人，家住在几楼几号，哪个地区......准确极了，所以我们并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找到了他们家里，联系上他妈妈，一个非常 朴实的北方妇女，也是个党员，非常正直，也很坚强。
再例如，遇难者郝致京,中科院的助理研究员,他是家中的独生子。我们直接跟郝致京的父母见面，听郝老先生亲自讲了以后，才知道，原来郝致京的遗体一直在复兴医院,他的同事、同学以及北京的亲戚多次去复兴医院都没找到尸体。
郝致京遇难那年三十岁,家里父母正等他回去过三十岁生日。他当时也刚新婚不久.但是没想到噩耗传来，他的老父亲，‘马钢’总工程师，先来北京,但是找不到遗体,就是说这个人一直没回来,找不着.最后,中科院接待的人都对郝老先生说‘就这样吧’。
老父亲不甘心,说再给我一次机会.结果老父亲亲自在复兴医院的尸体堆里找到了已经死去多日的儿子......讲得老泪纵横。复兴医院说‘你们再晚来一天,没有人认领,我们第二天就要统一处理啦’.结果居然被他找到了。
郝先生马上打电话回去,把他老伴找来,跟儿子作了最后的告别,火化埋葬了,就埋葬在‘万安公墓’。
郝老先生告诉我, ‘我把他埋葬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踏到北京这块伤心地了.’因为原来儿子也在这里结婚了,郝致京的母亲是妇产科的大夫,一生接生了多少婴儿，他们准备退休以后,到北京来和独子团聚.但没想到一切都破灭了.”
丁子霖女士说：“住在马鞍山市的郝致京的父母不愿意再踏上北京伤心之地.‘六四’难属周淑庄,李雪文和张先玲年年“六四”代他们为郝致京扫墓。现在周淑庄病倒了，李大姐也快八十了，这个任务就由先玲年年在那里张罗.”
访“六四”难属张先玲
现在在北京的张先玲女士,在八九“六四”屠杀中失去了十九岁的儿子王楠.王楠被安葬在“万安公墓”.张先玲也和丁子霖一起寻访“六四”受难者。
张先玲女士说：“‘万安公墓’那里安葬的,我现在找到的有八位‘六四’遇难的人.这些人的家属，我们都是同命运的人,我们的孩子虽然不是同一天生的,但他 们都是死在同一天的.我们就把“六四”这一天当作我们......一个是在墓前诉说我们的悲哀,再一方面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些情况,交流我们的感情。这一 天，我们大家来公祭所有的人,因此也就包括了郝致京。他的父母虽然不在北京，我们每年都替他的父母,在悼词上写上他父母亲的名字。然后我们一起给他们把墓 擦干净，郝致京有一个亲属在北京,他后来也参加到我们的行里来了。
还有一个遇难者叫王卫平, 她父母虽然在北京,但有种种原因,总在“六四”这天不能来.我们也是替他们扫墓......为每个人墓前摆上鲜花.王卫平是一个女孩子，她的父母不能来，我们也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替她扫墓.”
谈到这些年来寻访“六四”难属的经历,张先玲女士说: “寻访初期很艰难，那个时候幸亏我和丁子霖的年纪还不太大.现在我们都已经快七十岁了.那时候我们才五十多岁，往往为了找一个人，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 走路.人家提供一个信息,有时候是很不清楚的.我们就要一点一点打听,想办法去找,走街串巷。
比如找陈来顺家，这个人在人大会堂西北的平房顶上照相的时候，中弹身亡。他的母亲叫张树森，他家住在一个很小的胡同里，开始的时候，他母亲还是有点顾虑，后来经过我们跟她解释以后，她才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
我再说说丁子霖写的《寻访“六四”受难者》这本书的第91页，“赤贫的京郊难属农妇”，她叫方桂珍，四十六、七岁，住在怀柔县农村。他的丈夫姓雷，在“六 四”期间修楼，他们大队派他出去拉土，就在拉土的过程中遇难了。先生遇难的时候，她大概只有三十岁左右。这位农妇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过着很艰难的日子。
我跟丁子霖坐着一辆朋友的车，经过很多颠簸到了一条乡间小路上，最后找到这个农妇的家。
大冬天，我们去的时候十一月份，天很冷，她家烧了个炕灶，我跟丁子霖穿着大衣，围巾手套没脱，都感到很冷，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家徒四壁。
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是她自己生的，女儿是她丈夫在世的时候捡的一个弃婴。
她丈夫死了以后，很多人劝她说‘这个女孩子也不是你生的，你丈夫去世了，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你干脆就把她送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吧......’当时那孩子还很小，只有一岁多。但是她说‘不行，我丈夫活着的时候把她抱来的，我一定要把她养大’，孩子现在已经十八、九岁了。
我跟丁老师觉得她真是一个很坚强的妇女。她在我们这十几年的寻求正义的过程中，一直都很支持我们，参加到我们这个集体里，是非常坚定的一员。
还有一位难属，她遇难的丈夫叫王志英。这本书里也写到，她的丈夫就死在她的怀里。
当时我们找到她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九年了，她放声痛哭。
她说‘我在想，这麽大的冤枉，总会有人说话，总会有人在关心这个事，终于你们还是找到了我！’我说的这个人是在这本书的178页，‘他倒在了妻子的脚下’。
她非常痛苦，一个人带着女儿，住在很小的平房里。她是个工人，当时又下岗了。一个月拿不到一百块钱，维持两个人的生活，非常艰难。她就参加到我们这个集体，这个向政府提出要求的行列里。从开始第一封信她就一直签名，也帮我们做了不少事情。
她参加签名之后，她的单位，厂里的保卫干事找到她，叫她不要跟我们接触，不要接受人道捐款......他们厂里就给她一百元补助。她当时坚决拒绝了。她说‘我这麽多年那麽困难，你们为什么从来没关心过我？你们不让我说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说的都是真话。’
这个人很年轻，我也不想说她的名字了，因为她现在还要谋生。
还有一次，我和一位‘天安门母亲’尹敏，我们一起去找到了一位叫袁长禄的老人，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当时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住在北新桥一个叫柏林寺的小胡同里，我和尹敏到他家的时候，我真的都惊呆了。
他也是住的一间很小的平房，那个拥挤的程度，几乎就像我们文化革命中间，比困难年间还要难的那种样子。
他自己有病瘫痪在床上，大儿子袁敏玉，等于是他们家的顶梁柱，‘六四’被打死了，遇难时三十五岁。他家还有个小女儿，从两岁开始就是个傻子，生活不能自理，话也不能说，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他的大女儿只好伺候他们，大女儿在食堂工作，工资并不高......
袁先生当时跟我们讲的时候很愤慨，他是个老红军，1937年参加共产党，他说‘我打仗身上留着的子弹还没拿出来，但是我的儿子就被共产党打死了’。 我们找到他之后他也就参加了签名。 他临死的时候，这桩事情没有解决，他死不瞑目。
这本书里，每一个人的描述都不太长，他们家庭所受到的打击、家庭成员所受到的压抑、十几年所度过的艰辛和痛苦，不是笔墨所能够形容的。
还有，当初我们找到的人，有时还持一些怀疑态度，他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务，来探口风的，所以我跟丁子霖就必须跟人家作很多的解释，他们了解情况以后，绝大部 分人因为等于碰了他们的伤疤，都很痛苦；但他们也很高兴，找到了同命运的人，感到有了一个能互相帮助的群体，就敢说话、有地方说话了。”
序言作者苏晓康先生谈“不沉默”的意义
《寻访“六四”受难者》另一篇序言作者，著名作家苏晓康先生说：“只要受难者不沉默，总有一天，这个事情是会有一个结果的。
过去，老百姓也沉默，受害者也沉默，五七‘反右’，‘文化大革命’，暴政底下的受难者，多少人哪，大家都只有沉默。
从‘天安门母亲’开始，他们不再沉默了。那你看吧，今天‘法轮功’也不沉默啊，‘天安门母亲’的抗争，有具体的诉求，他们要求惩办凶手，还死难者一个公道。
当然，他们这样做还有很多别的更深远的意义。比如，共产党还敢搞这样一次屠杀不敢？
......它的意义都在这些地方。
祭奠“六四”受难者
丁子霖女士说：“我真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更多的死难者亲属的勇气，让他们自己出来说，自己执笔；唤起更多知情者的良知，让他们打破沉默，都来写自己的同学、同事、亲戚是怎么遇难的......不要再沉默下去了！”
往年“六四”期间，一些难属会受到监控、祭奠活动受到干扰。八九“六四”十七周年临近的时候，张先玲女士叹息说：“唉！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心情就非常沉 重。每一个有这种事的家庭都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就希望当局千万不要再来给我们雪上加霜了，不要在我们伤口上撒把盐了。让我们好好悼念我们的亲人，我觉得 这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已经把我们的人都打死了，怎么我们悼念一下还不行吗？
今年我们当然还是要悼念的，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要做的。
最想告诉政府，现在不是要讲‘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吗？你首先要提倡人性嘛！
所以我希望今年不要干扰我们的悼念。”
（RFA张敏 采访编辑、主持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