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百週年專訪王友琴之二：以鳥和蟲的眼睛記錄歷史（ RFA張敏）

從美國返回母校做文革受難者調查的王友琴博士（王友琴提供）

（*“十月革命”一百週年專訪王友琴博士：上集簡要回述*

2017年11月7日是俄國“十月革命”一百週年。一百年前的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俄國“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政權，開始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紅色共產實驗。

 

（插播俄語《國際歌》片段）

 

一百年來，全球先後有十幾個國家建立了共產政權，曾經形成佔當時世界人口將近一半的“社會主義陣營”。

一百年後的今天，共產國家僅剩下四個，其中就包括中國。一百年來在共產實驗中有至少一億人口非正常死亡，其中絕大多數是中國人。在對共產運動歷史的回顧、記錄與研究中，對共產運動受難者的研究是重要的課題之一。

 

在“十月革命”一百週年前夕，我再次採訪了多年記錄中國“文革”受難者的“文革”研究專家、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王友琴博士。

在上次節目裏播出了這次專訪的上半部分，話題是“共產運動與受難者”。今天請繼續收聽下半部分。

 

在上次節目最後，王友琴博士談到：“……‘文革’，他們所要進行的這種社會的改造，到底是什麼？

……兩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春橋（所謂“四人幫”之一）的《獄中書信》，裝幀豪華，出版的時候給很高的評價。今年七月，他們又出版了《張春橋傳》，最後的《跋》叫作《海燕和太陽》……

我寫過一篇文章，去年‘文革’五十年的時候寫的，題目叫《張春橋幽靈》。

我看到在柬埔寨人的電影裏有一段紀錄片，是張春橋訪問紅色高棉和波爾布特在一起，稱讚波爾布特，而且告訴他‘你們做到了中國革命沒做到的事情’……

當然，紅色高棉做到了很多很多事情，有很多是中國人也做到的。但是有一個事情確實是中國人沒做到的，就是在這個電影裏，你可以看到他們廢除了貨幣，嶄新的貨幣都被當成垃圾丟在大街上……

其實呢，在張春橋去柬埔寨之前，他已經發表了那篇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他明確提出要取消商品生產、按勞分配還有貨幣交換這三個東西。……

假如我們取消商品生產，取消按勞取酬，取消貨幣交換，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悲慘局面？

 

當然，那個時候張春橋已經來不及了。毛澤東得了‘魯.蓋瑞克’病（Lou Gehrig’s Disease），得這種病的人只能活兩年。因爲張春橋寫這篇文章是1974年4月1日，所以這些計劃都沒有來得及付諸實行。”

 

*王友琴：他們殺害了多少人？他們把社會毀成了什麼樣子？*

王友琴：“對曾經受到這種制度深重迫害的和影響的中國人來說，應該是我們清醒一點來想 ‘他們殺害的是什麼人？與這個殺戮迫害同時發生的這個社會改造是怎麼回事？他們這樣做對中國人帶來的災難有多深重？’

爲張春橋這些人說好話的人，他們當然首先要隱瞞這兩部分的事實——第一個就是他們殺害了多少人，第二就是他們把社會毀成了什麼樣子？在毀壞中國的同時，他們毀壞了柬埔寨。

以張春橋爲例，他兩個事情都做了太大的惡。我去看了蘇州的一個作家叫周瘦鵑跳的那口井。周瘦鵑的死是跟張春橋直接有關係的，他在1968年告訴蘇州的造反派 ‘你們蘇州有個周瘦鵑，他搞盆景復辟資本主義，爲什麼你們不鬥他？’

然後……當然你可以想，這些造反派從上海回到了蘇州他們要做什麼。就在這個時候，周瘦鵑跳在了一口小小的水井裏邊，這口水井現在還在，井水也還是清的。可是沒有人記得後面的那些故事了。周瘦鵑不但是一個無辜的被害死的人，而且他是中國最早的福爾摩斯的翻譯者，也是上海的一個編輯。

據說他大概退過張春橋的稿子，所以張春橋特別恨他。他做了盆景，就變成了‘要復辟資本主義’的罪名，就遭到這樣的迫害、毆打、侮辱……

可是這些事情被忘了，所以變成了有人覺得 ‘四人幫‘很不錯呀。我覺得隱瞞了’文革‘的歷史，就會使得他們的這套理論變得好像非常的理想主義，非常的浪漫化，非常的可愛似的。然後，他們就接着來說他們的這套社會改型的理論……這是一個很可怕的趨向。 ”

 

*王友琴：華新民帶我去看望“紅八月”被打死者的後人。寧景倫先生和家人的經歷*

王友琴：“你知道北京的華新民這個人嗎？“
主持人： “知道（我採訪過她）。她是混血，從法國來，家裏是設計師，他們有非常好的西洋的小樓和庭院園林，完全被佔，到今天也沒有辦法要回來……”

王友琴：“因爲她去調查房子，她就知道很多衚衕裏邊的那些事。今年夏天她帶我去看了一些人，我們看到了好多（‘文革’中）就在衚衕裏被打死的人（現在活着的家人）,他們其實就是住在自己擁有的那個房子裏。他們是最後的中國有一點不動產的人，在所謂 ‘所有制的改造’1956年那時候把工廠……在更早的 ‘土改‘中……土地這些生產資料已經被沒收了，但是個人還有一些自己的房子，自己住在裏邊。那麼，你會看到 ‘紅八月’被打死的人中間，有相當一部分是這樣的人。

其實，有幾個案件因爲我還沒有打字打出來，我怕時間我會搞錯。還有一個是，我也看到宗教的力量……‘紅八月’打的人……第一，開始就是校長、老師，然後就是房產主，還有就是信宗教的人……他們被害死。可是我沒有把它（這些具體事件）理得很好，我剛準備這個星期開始做這個事。

在女三中外邊那個叫平安巷……住在那兒的寧景倫先生……我真的覺得太難過了……那天……但是我也覺得他現在很好，他有一種信仰的力量。寧家已經在北京住了幾百年。寧家在萬曆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91年，皈依了天主教，已經有四百多年了。

‘紅八月’他的媽媽和他的阿姨，就是他媽媽的姐妹在家裏被‘紅衛兵’毒打，跪在地上。因爲他的阿姨是一個修女，沒有結婚嘛，然後修道院關了，就只好到他們家裏來。在打的過程中間……打傷以後還往背上澆醬油……

就在這時，他的父親（寧德祿）當時已經80歲，他練武術。看見自己的妻子和妻子的姐妹跪在地上這麼被打，一下忍不住他就衝過去，砍了那個打人的‘紅衛兵’一刀，其實‘紅衛兵’沒有被砍死，當然受了傷。

當天晚上，他的爸爸就被拉到第41中學在會上當場打死。這個寧景倫先生自己也被打成重傷，他們以爲他死了，就把他放在醫院的太平間裏。他半夜醒過來，看見他爸爸也被送到太平間，他爸爸確實死了，他說他在太平間裏給他爸爸唸了‘臨終經’。然後他就從太平間逃回了他自己工作的工廠，他活了下來。

那天在他們家裏談這些事情時，他們衚衕裏做燒餅的燒餅鋪子老闆還來了，說‘是啊，是啊，我當時是小孩兒，我看見寧先生的媽媽和阿姨就跪在地上，衣服都被打破了，看見背上的肉……’

我們的生活裏是有過這樣的人，他們現在還住在原來的房子裏邊。”

 

*王友琴：華新民認真收集資料、研究私房產權問題，做得非常好，非常重要*

王友琴：“我覺得華新民非常好，她去那些地方看，瞭解、研究了房子的所有權問題。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在中國這個社會改革的過程中……現在中國的房子變成私有的，像他們的這些房子的產權問題、像這個過程，華新民都做了非常清楚的研究，那麼認真地收集資料……

但是，她說‘我原來沒有關心人，我只關心了房子’，所以她帶我看……北京夏天如此的炎熱，空氣又不好，但是她帶我一個一個去看這樣的人家，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樣被打死的人，今年我找了10個，因爲我還沒有寫好，我剛纔只講了一個故事，就是寧先生的。有的時候我都覺得很難想象，他們還住在原來的房子裏，他們的父母就在他們家房子的門口被打死……

所以，我自己覺得不開放討論‘文革’歷史，不讓人把這些事情講出來，是太過分了。他們已經被打死50年了，他們的子女還住在那幾間小房子裏，每天就面對着他們的父母被打死的這個地方。”

*王友琴：卞仲耘的丈夫現年96歲的王晶垚先生是受難者家人中非常傑出的人物*

王友琴博士在過去的30年裏，用大量業餘時間採訪調查關於“文革”受難者。2004年出版了《文革受難者》一書，其中記錄了包括她“文革”時所在的學校北京師大女附中被學生打死的校長卞仲耘在內的中國各地659位“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他們喪生的經過。

近年來，每年暑假王友琴博士都帶着她的美國學生到中國去做教學項目，王友琴也會去看望多年來一直在爲卞仲耘校長討公道的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

 

我向王友琴博士詢問王晶垚先生的近況。
王友琴：“他已經96歲了，完全住在醫院裏，他已經不認識人了。這是我給她家人打電話，家人說的。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他的一生劃成兩半，一多半都是活在卞仲耘死亡的陰影裏。但他真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不但在當時馬上買了照相機，把卞仲耘屍體上的傷痕全都照下來，他把火葬場的那縷黑煙也照下來，他照了四個孩子怎麼在媽媽的屍體前，以至後來怎麼抱着骨灰盒在火葬場的門口……這些都得到記錄。”

主持人：“事情已經過去了51年了，您知道現在王晶垚先生是這樣的情況，不認識人也沒有辦法再發出聲音，您對王晶垚先生他多年追問沒有結果，有什麼想說的嗎？”
王友琴：“我覺得首先他是受難者家人中一個非常傑出的人物。他從45歲開始就爲保留證據、調查事實而且想要討回公道，他一直在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當然這個事情沒有結果，先是‘文化大革命’根本就不理睬這樣的事，‘文革’以後‘平反’根本不顧及像卞仲耘這樣一個普通的中學校長。再後來，這些年來有一個非常不好的思潮，就是否認‘文革’暴行，否認‘紅衛兵’的暴行。但是，王晶垚先生做了他最大的努力，他有一個特別的思想，我也覺得應該是我們現在還可以記住，而且可以做的，就是首先他調查和蒐集了‘八五’事件的這個事情，他給我的資料我複印的都有一寸多厚。他曾經希望司法系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是後來失敗了。”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說“我們不能訴諸法律的話，我們訴諸歷史”*

王友琴：“他最後一次是在1989年年底，他給最高人民檢察院寫信，就講卞仲耘的案件，之後沒有成功，他就說了一句話我覺得我們應該記住，他說‘我們不能訴諸法律的話，我們訴諸歷史’。

所以，現在寫歷史是非常重要的。現在王晶垚先生已經不能說話了，但是我們其他的人還應該繼續努力，就是他說的‘我們訴諸歷史’。”

 

*王友琴：記錄“紅八月”北京十所女子中學受難的校長老師，訪梁希孔老師的遺孀*

王友琴：“在我調查到的十所北京的女子中學裏邊，有三名校長和三名教師都在‘紅八月’那個月裏被打死了，這六個人被打死，其中不包括那些遭到了毆打和恐嚇之後，自己結束自己生命的人。我在這本書裏和現在寫的文章裏，講到‘自殺’時，我全都加上引號的，因爲這根本不是我們通常意義上說的自殺，這是受到這樣的折磨和侮辱以後，他們才做的。

還有一部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今年暑假我訪問了好多個這樣的人。

沒收房子和共產主義就是連接起來的嘛，在思想領域和在最後一點不動產方面進行了這個‘革命’。這就是‘文革’的‘意義’，就是所謂‘繼續革命’嘛。但是，現在他們就用含糊的詞語來講這些事情，甚至有人還說‘文革是反對特權階級，主張平等’。這個事情被描述成這樣，就一切都被輕描淡寫化，或者就被抹平、被漂白了。我們迴避了這個社會生活裏的一些實質性的東西，也迴避了這樣一個羣體性的迫害和殺戮這個嚴酷的事實。

我也去看了女附中‘清隊’死的那個梁希孔的妻子……好難過……”

主持人：“她多大年紀了？”
王友琴：“他太太比他年紀小，她應該是80歲。他太太跟梁希孔結婚才一年多一點兒，所以他們的孩子剛生下來，而且他太太是在河北省工作，就告訴她‘梁希孔死了’。

以前有一次我託一個老師去找他太太，那個老師說他太太記不得梁希孔什麼時候死的。我當時還有點奇怪，我說‘怎麼她不記得了？’
後來我一看她那個人我就知道了，就是太難過了，這個人就是在一種被巨大悲哀壓倒的時候，她有一種木了的感覺。她說‘我真的就是不記得了’。她一個人養大了孩子，孩子現在結婚就出去了。她還住在那個很小的女附中分給她的一個公寓房，是‘文革’以後落實政策就讓她到了北京，在女附中給她安排了一個工作。

因爲她也是在北京大學畢業以後被分到外地去的，她根本沒跟梁希孔住在一起很久，因爲他大學畢業就被分到外地。她說，她哥哥認識梁希孔，就給他們作了媒，梁希孔那時候已經三十多歲，她20多歲，然後他們就結了婚，兩地分居，生了個孩子才幾個月，梁希孔就死了。”

主持人：“梁希孔是怎麼死的？”

王友琴：“梁希孔上吊。就是‘清理階級隊’啊。先是胡秀正跳樓，然後梁希孔上吊，周學敏上吊。周學敏的女兒跟我談過，都講得很清楚。師大女附中死了10個人哪，就這樣的事情，說出這個歷史會那麼難！”

*王友琴：我覺得我們應該有中國人的勇氣和堅持，把我們的歷史真的好好寫出來*

主持人：“‘十月革命’一百年，有了這樣的共產政權，到現在爲止，無論您看到的，還是和您研究領域相關的一些話題、您接受我採訪之前預備談到的一些事情，還有沒有沒來得及說的？”
王友琴：“我記得，幾年以前俄國的學者也跟我通過信。他們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做‘記憶的政治’，就是我們怎麼來記憶我們的歷史的問題，很有意思。但是對我來說，我現在只是有的時候會關注這個問題，我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把歷史寫下來，然後再來談怎麼寫歷史中間發生的衝突和鬥爭。

但是這些事情其實已經都發生了。1970年代我開始做‘文革’的調查，前後和一千多位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作過訪談。

你也知道，這些年來發生了……有些人他們就來否認‘文革’的歷史。他們甚至出了一本書叫《故事不是歷史》，意思是我寫的是故事不是歷史。那麼，到底哪個是故事，哪個是歷史呢？我自己覺得我們應該有中國人的勇氣和堅持，把我們的歷史真的好好寫出來。”

 

*王友琴：有些人在隱瞞、漂白“文革”罪惡；也有些人在努力記載、書寫歷史*

王友琴：從‘十月革命’到中國革命，然後中國革命也是從50年代的革命，到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文革’，那就是一個‘繼續革命’嘛，這個脈絡其實是非常清楚的。只是我覺得現在的人應該面對這個事實，不管是從書面的資料，還是從口頭的資料，我們都可以很清楚地看見這些。但是，我不知道爲什麼在中國說出歷史特別難。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很受鼓舞的是，中國的這些翻譯者們，把（索爾仁尼琴的）十六卷《紅輪》，把三卷《古拉格羣島》和（縮寫的）一卷本的《古拉格羣島》、把安妮.艾普勒波姆（Anne.Applebaum）的書，還有《斯坦福監獄實驗報告》……因爲我最先看的時候都是看英文的，去年和今年我才發現，這些書在北京都已經變成中文。當然一定是有人在譯，也有很多人在讀，中國人其實在心裏並沒有放棄，會作努力來做這些事兒。

我自己想，這個裏邊深入下去看的話，一方面有些人在想着怎麼來隱瞞和淡化，或者漂白’文革‘的暴力和罪惡；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人在努力來記載歷史和寫歷史。”

*王友琴：很高興年輕一代對“文革”歷史的關注。重溫芝大16位“文革”遇難者名單*

王友琴：“很讓我高興的一件事情是，我們的年輕一代他們的關注，因爲我上個星期六作演講時，看到來了不少年輕學生，他們都是九零後啊，他們來芝加哥大學學習，非常想知道‘文革’是什麼。

我原來以爲，對他們來說‘文革’的歷史太遠了，像古代史一樣。但是不是的，年輕人會關心這些問題，這是很好的事情。或者我也說，‘你們是應該想一想，爲什麼你們來芝加哥大學留學？你們來是做什麼的？你們要學的是什麼？你們的使命是什麼？那你們可以看一下這 16個人的名單……”

王友琴博士這裏所說的，是到目前爲止她所知道的16位曾經在芝加哥大學留學後來回中國，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

王友琴：”在100年前，或者80年前，他們來芝加哥大學學習，他們很努力地學習了，我從大學的檔案裏查出他們當年的成績單，他們修了哪些功課，每門課考了A，還是B，還是C……都有記載。大學會永遠保存這些資料。我覺得也是出於對知識的尊重，對教育的尊重，對每個人的尊重。他們的博士論文，都還在圖書館裏，隨時可以去查，去複製。

但是，他們人不在了，而他們的事情卻被遺忘了。因爲我們不寫‘文革’歷史嘛，也就不寫這些事情，更不要說我們來問‘爲什麼害死他們？’

其實非常清楚的，因爲他們是在西方受教育的，他們是在芝加哥大學這樣的美國最好的大學之一念書的，所以他們就成了‘文革’的重點打擊對象。

我自己估計，（1949年以前）來芝加哥大學留過學的（中國）人，大概不會超過100個，但是16個人就被迫害死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和比例，也幫助我們來認識‘文革’的性質。另外一方面我也覺得，對年輕一代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爲了他們自己的將來，爲了他們現在要做什麼，他們都應該記得歷史。”

（插播俄語《國際歌》）

*王友琴：要仔細研究這個消滅階級、私有制和貨幣的馬克思、毛澤東的社會改建工程*

主持人：“既然現在我們說到‘十月革命’一百週年共產運動的歷史，那麼這麼多的進行共產實驗的國家，並沒有搞像中國這樣的‘文革’，所以在這點說，‘文革’它的特殊性、它在中國發生，您有沒有什麼思考？”
王友琴：“我想‘文革’是一個對原來的‘革命’的推進，所以在斯大林生前，斯大林在戰爭結束以後，就開始了新一輪的迫害，什麼醫生案啦什麼的，但是他1953年就死了，他的死亡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中斷了這個俄國的革命。

但是在中國情況不一樣，所以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同時，就像我剛纔講到，在柬埔寨就開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非常激進的社會改造工程，他們就要建立消滅階級、消滅私有制，甚至消滅貨幣制度的一個社會，非常徹底的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社會改建工程。

但是我們一直沒有給予比較仔細的研究，我覺得現在也是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了。這就是我特別爲什麼要講到小林一美先生的那個話。”

 

*王友琴：小林一美先生捐錢給學歷史的中國學生，說“研究歷史是爲了有好的未來”*

小林一美先生是王友琴博士《文革受難者》一書的日文譯本譯者。
王友琴：“八月十幾號時，我去了日本一星期。小林一美先生去中國時，他捐了一筆錢給中國學歷史的學生。他講到 ‘我們研究歷史，不是爲研究而研究，我們是爲了讓我們有一個好的未來。如果是那樣錯的事情、黑暗的事情、傷天害理的事情，絕不能讓這種事情重演。”

 

但是，實際上發生的是，最近這兩年我看着越來越……拿我們師大女附中一位同學的話說就更明確，她說叫 ‘抵賴’（“文革”罪惡），說‘這是抵賴的做法’，同時就來鼓吹那樣的錯的事情、傷天害理的事情是很不錯的。

 

小林一美先生是神奈川大學教授，已經退休。他很有意思，說他的小學有125個人跟他一起畢業，當時日本經濟不好，只有五個人上了大學。所以他說他一直在想，他得替那120個沒能上大學的人把書都唸了。所以他退休了依然天天讀書、寫作，特別勤奮，他很感動人。他不是大師什麼的人，是不斷探索和想問題的這樣的人。

他也編過一本書，來介紹這個所謂‘烏托邦’思想，他進行一種思想的探索。他年輕時曾經也比較激進，曾經非常左傾，後來他寫的自傳裏寫了他一步一步怎麼來認識這個世界的歷史和現狀。他到現在都對這個歷史的理論很感興趣。”

 

*王友琴：小林一美說，寫歷史，要把“蟲的眼睛”和“鳥的眼睛”的寫法聯繫起來*

王友琴：“我現在覺得，盡力地鼓勵自己來把這些事情做好也還是重要的。美國很大的那個雜誌叫《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 的執行主編（Jay Nordinger）……我在中國才注意到，中國出版了索爾仁尼琴的三本傳記，有一本是從宗教方面來寫的，就是說他在寫作的同時，最後他成了一個基督徒。那本書還在美國得過一個獎，它有一個《引文》就是Jay Nordinger寫的，那篇文章寫的是索爾仁尼琴，叫《一個長的路——從1978》。

因爲他採訪過我，發表過跟我的談話。他是《國家評論》的主編，是重要的新聞人。他在那文章裏講到索爾仁尼琴的書的意義，然後他就講 ‘中國的故事是在芝加哥的那個王友琴在寫 ’。所以我也很慚愧，做得不夠好，做得不夠多。

小林先生在‘文革’50年時看了那麼多關於‘文革’的研究，他最後選了我的這本書來翻譯。我去日本時，我們談話喫飯，小林一美先生就說，‘在這樣的一個對歷史的陳述中間，不但是寫出歷史的事實，也是重新來思考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道德觀，而且也是一個我們怎麼來規劃我們的將來’。

那天我也很受感動，因爲小林一美先生翻譯和出版的書用了一個標題，我也覺得很好，書名叫作《崇高的政治口號和殘酷非人道的現實》，他把這個書的主題提得更明確了。

他寫了一個很長的《前言》，裏邊就引用了蘇聯的女作家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她在201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小林一美先生在日文版的《前言》裏引用了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一段話，她說‘我的書不是證言集，而是由大多數人聲音組成的長篇文學。個人在歷史長河中只不過是一粒沙子，但從個體的小歷史中，誕生出了羣體的大歷史。這樣的歷史只有通過一個人一個人來得到呈現，而不限於以一百萬人爲單位的事件中’。強調這些把一個人一個人的故事寫出來的重要意義，我覺得這是很有道理的。

小林先生在這個《前言》最後說，‘如果我們這些學者對文革和大饑荒緘口沉默，那麼不僅是學術的頹廢，亦是學術倫理的無節操’。

我覺得這番話說得很好，也有讀者來信，覺得他有這樣的超越國界的同情和人道的精神、有這樣的學術追求是非常感人的。他計劃再出一個這本書的‘姐妹篇’，我很爲他的這種勤奮工作精神感動。”

主持人：“這個姐妹篇和您的著述有關係嗎？”
王友琴：“有。就是寫‘文革’之前的事情。我們會蒐集這樣的文章，因爲他們寫了《大事記》，這個《大事記》是‘文革’前的也已經有的。這是他的想法，他年紀比較大了，所以他希望我可以承擔更多的工作。

他的這個思想非常有意思——他說‘建立一個精密的、正確的歷史學，將人類的未來導向正確的方向’。

第二個，他講到，爲什麼要把一個人一個人的故事寫出來。他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他說‘寫歷史的時候，有蟲的眼睛和鳥的眼睛的寫法’。意思就是說‘鳥的眼睛’就是讓我們看見大的歷史脈絡；‘蟲的眼睛’就是讓我們看見很具體的細節，要把這兩個部分聯繫在一起，纔是一個好的歷史。他在做這個組織的工作。”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