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陆铿:访谈回放

2008-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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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08,06,23 )

          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陆铿先生于2008年6月21日19点05分在美国旧金山病逝,享年89岁。

         陆铿先生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接受过采访,讲述他的人生故事。当时我还访问了陆铿先生的老友、台湾资深报人龚选舞和卜大中二位先生。

         为了纪念刚刚辞世的陆铿先生,请听1998年11月20日“心灵之旅”播出的访谈节目“陆铿传奇”――

         在前些天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我们曾经谈到,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公民有知道真相的权利,记者有报道事实的自由。每当重要历史事件发生,总会吸引很多记者前往采访。
       
前不久在上海举行的海峡两岸关注的的汪辜会谈,就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新闻记者。在申请到会采访的记者中,最年长的一位是刚刚欢度过八十寿辰的著名记者陆铿先生。他没有想到,手里拿着经中国国务院对台办公室新闻局同意发给的《记者采访审批书》,在香港申请入境签证时,竟被拒绝。这位秉持‘新闻第一’人生准则、享誉海内外的资深记者,采访汪辜会谈不成,自己却作了新闻人物。
       
  在今天的‘心灵之旅’节目中,我们要认识的朋友就是陆铿先生。

          陆铿,字大声。陆先生与我们的无线电广播还有着特别的关系。他是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中国驻欧洲战地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担任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

         陆铿先生先后坐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监狱,总共长达二十二年。出狱后,他到香港,与胡菊人先生共同创办《百姓》杂志,陆铿先生多年来活耀于港台和美国的新闻媒体。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读过陆铿先生一年前出版的《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书中回忆了他自己富有传奇性的一生,记录了他与半个多世纪来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各种联系,并且忏悔自己在新闻生涯和个人生活中的错误与失当。

         陆铿先生说,他特别要忏悔的是,一九八五年他在北京采访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成为胡耀邦下台的原因之一。    

         陆铿:“一九八五年(我)应邀到北京访问胡耀邦先生。胡耀邦在中国大陆当时的排名是第一,邓小平还是排名第二,访问之后,我就发表了《胡耀邦访问记》,轰动一时。到了一九八七年,中共方面要拉胡耀邦下台的时候,就成为胡耀邦的三大罪状之一。他们那个中共中央八号文件说,‘(胡耀邦)接受了包藏祸心的陆铿的访问,泄露了国家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我党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书记处书记邓力群’。   

         为什麽我写这个回忆录叫《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呢?为什麽要忏悔?在新闻方面,我觉得对不起胡耀邦,是我应该忏悔的,我当时没有想到作为一个记者,还需要在笔下来保护总书记!

         我举个例子,胡耀邦这个人之可爱啊!

         当时我说‘王震先生是你的湖南浏阳老乡吧?’

         他怎麽说?他说‘我是南湘的,他是北湘的。’

         我就说:‘那麽是南北呼应了?’

         胡耀邦先生怎麽说?他说:‘也许是南辕北辙!’

         你看看,多麽的可爱呀!他当时也只是一种幽默,後来王震就拿这句话来攻他,叫他交代有什麽地方“南辕北辙”,成为胡耀邦下台的一个引爆点。作为记者来说,我确实到现在对胡耀邦先生还是思念不已,将来胡耀邦是可以受到尊敬的共产党人之一。”

         主持人:“听众朋友,曾经在中共监狱中被囚禁二十二年的陆铿先生,何以能去采访中共中央总书记?被台湾国民党当局列入黑名单多年的陆铿先生,何以又上了大陆共产党当局的黑名单?陆铿先生与我们一起分享他宝贵的人生经验。

          回忆走过的心路历程,自然还是要从童年说起。陆铿先生说,早年的家庭境况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有些影响。”

          陆铿:“我是云南人,生长在一个封建气味非常浓厚的大家庭里,祖父是个画家,但是,他又是个跟政治联系得很紧的人。他曾经跟湖北的督军结成拜把兄弟,拿到了湖北省当时最肥的缺,叫厘金局的局长,收入每年差不多十万银圆,那是不得了的数字。而後来,这个家里破败到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父亲就常常逼着我们去借钱。一次两次可以借到,第三次人家就不肯借了嘛,因为知道这钱是有借无还的。父亲就逼着你非去借不可,自然而然地就要考虑这个话怎麽说,才能得够到对方的同情,相信你的话不是假话,能够把这个钱借给你。

 後来我自己作记者以后,我就感觉到说话的锻炼、作记者提问的锻炼,与当时在十几岁的时候,被我父亲逼着去向长辈借钱多少有些关系,要讲究话怎麽开始,然後要达到什麽效果。”

         主持人:“您後来是怎麽进入新闻界的呢?”

         陆铿:“当时在学生时代,目的就是要多得一点知识,因为家庭教育的关系,叫你读《史记》、《资治通鉴》、《汉书》啦,从小就受一些中国的儒家教育,‘吾养吾浩然之气’。我受的小学、中学教育,是比较完整的。到了重庆之後,考什麽东西都考不取。最後没有办法去当兵,在当兵的时候看到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班要招考学生,来试一试吧,居然考上了这个新闻事业专修班。

        进了政治学校之後,上过于佑任先生的课。于佑任先生是中国元老记者,作过国民党的监察院长,而且是被毛泽东称为老师的人。于先生当时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太深了,叫‘新闻记者是时代最快活的人’。他自己是老记者,当时在上海办《神州日报》,後来办《三民》,是民呼、民需、民立。

    在这种情况之下,好,要作记者就好好地作吧,就一辈子作记者!因为太难得了,像我们这种情况,怎麽可能进到这种高等学府,而且是接受像于佑任先生、张季鸾先生、赵敏恒先生、马星野先生他们这一辈人的教育!那么就奠定了(我)一生要从事记者的基础,(我的)整个的人生进入另外一种情境了”。

         主持人:“听众朋友,陆铿先生说的是怎样一种‘情境’呢?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无线电广播,但是只有朗读稿件的播音员,还没有广播记者。年轻的陆铿先生就在这个时期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又在一次采访中,成为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

         陆铿:“我一九四零年进入新闻界,当时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一九四二年,写《天下一家的》的威尔基先生,他给我们带来了好运。他到了重庆以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九四二年的十月三日,宋氏三姊妹在重庆饭庄举行了游园会来欢迎他。

         我呢,太冲了,年纪太轻了,在会议开始之前就拿到一个麦克风‘啪嚓’一下子就放在了蒋夫人面前,马上遇到了警卫、保卫人员的干扰,说:‘干什么?’

         蒋夫人习惯於说英语,我就用英语说: ‘我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

         蒋夫人一听,就说:‘让他,让他!’

         因此,我就开始讲话了,我说:‘今天是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孔夫人宋霭龄女士欢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先生来到重庆,现在由蒋夫人跟大家讲话。’

         这一下不得了了,哈,看到这个场面,原来还有这麽回事,原来还可以有广播来现场播新闻的!这一下,我就走上了广播记者之路。

         後来,我到了欧洲。BBC请我,介绍我的时候就说‘这是中国的第一位广播记者’。实际上,是我和乐恕人两个人,谁是第一,谁第二也分不清,反正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就是我们两个。所以,当时在艾森豪威尔总部中国有八个记者,我是唯一的一个广播记者,在这种情形下呢,就奠定了我的国际新闻观,视野就非常开阔了,新闻之窗就全部打开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那一天,突然日本宣布投降,教皇为了庆祝中国抗战胜利,决定明天用私见礼接见两个中国记者(我和毛树清)。我们清除了互相拥抱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我们都穿著战地记者服,在(凡蒂冈教廷)上书房跟教皇对谈,确实是人生的奇遇啊!”

         主持人:“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我们会觉得陆铿先生实在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麽危险的环境中作战地记者,他不但迎来了胜利,而且得到这样高的荣誉,他的记者之路似乎格外平坦。陆铿先生如果真能这麽一帆风顺地走下去,新闻记者也许就不会被人们列入‘最危险的职业’之一了。

         抗日战争结束之後,陆铿先生担任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以维护新闻自由为己任的他,在这份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公开揭发孔、宋贪污案。

        人所共知,孔祥熙、宋子文都是当时最高当权者蒋介石的亲戚。揭露孔、宋贪污案引起一场大风暴。陆铿先生不得不作好进监狱的准备,甚至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成了问题。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召见他问话”。

         陆铿:“我走进去一看,蒋先生在最里边的一个会客室,穿著白布大褂。我看他从他旁边的一个白色瓷缸里面把他的假牙拿起来、戴上,不说话,走出来接见中宣部长李惟果和我,他把手一摆,意思是说,‘坐下吧!’

    蒋先生第一句话就说‘什麽人告诉你的?’

    我就说‘报告校长’,因为我是政校出身嘛,‘能不能准许我多说几句?’

    ‘不需要!什麽人告诉你的,说出来!’

    我不管他。我想,反正就是这麽一回事了,一口气就讲了将近四十分钟。我就从我到前线看,士兵说连水壶都没有……然後我讲後方怎麽腐败,怎麽贪污。

         我说‘孔先生、宋先生,全国家外汇只有五亿美金,他们两家弄了三亿多。陈立夫先生他们是把党派利益置於国家利益之上,心地窄狭,眼光如豆,造成这种局面。”

         蒋一听呀,他整个的面部表情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後,我再讲的话,他微微点头。哈!我想,这下大概是不会杀我头了。这时候,李惟果先生站起来了,那真是了不起,他就说:“惟果身负宣传重任,平日监督无方,大声(陆铿)年幼冲动,整个的事情惟果应当承担责任。因此,请求给惟果以最严厉之处分。”

         蒋先生突然一下子站起来了,把手一摆‘我什麽人也不处分,我什麽人也不处分!’这个大难过去了。

         我从南京《中央日报》出来之后呢,已经看到国民党确实是不行了。我们就决定自己去办报。在广州办报,办的是《天地新闻日报》。头一天出报,有一篇文章,龚选舞写的,是他从台湾寄给我们的,(题目是)《台湾难官百态》。结果呢,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就用《桃花扇》做了个引子:“当年气焰掀天转,如今逃奔亦可怜。养文臣帷幄无谋,养武夫疆场不保,到如今水剩山残。”登出来了。哎呀,国民党气极了。那时候,国民党已经退到广州了。党政军联席汇报就决定把我的报纸封掉,同时,我就被捕,非常危险,原本是要杀的。当时是一九四九年的四月间。”

          主持人:“听众朋友!中国著名老报人张季鸾说:‘记者不坐牢,不是好记者’,陆铿先生的经历似乎应了这句话。一九四九年夏天才走出国民党监狱的陆铿先生,同年十二月又进了共产党的监狱。此後等待他的先後共有二十二年牢狱生活”。

          陆铿:“我一生遇到两次大祸临头,有杀头的危险。一次是在广州坐国民党牢的时候;一次是在昆明,是在大陆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一九五一年三月开始嘛。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监狱,每个星期杀一次人,每次杀三十六个。半夜里三点钟,要来喊人的。他当时不准叫名字的,比方说我的号码是‘四零六’。‘四零六!收行李!’就这样,叫自己把行李卷起来,背上,去挨杀。我突然遇到一个情况,在杀“四零九”的时候,阴错阳差地喊到‘四零六’。

         三点钟突然喊:‘四零六!收行李!’

         嗨呀!第一次我感觉到什麽叫五雷轰顶,‘哗’一下子!我就想,难道就此完了?不。于是大喊一声,他们规定,你喊的时候一定要喊:‘报告大军!’反正要死了嘛。来了一个警卫问什麽事,我就大声说了一句‘我的案子还没结呢!’

         他就走了,他也不理。过了将近二十分钟,他又‘啪蹋啪蹋’进来了,又喊:‘四零六!把你的行李打开,你继续睡觉!四零九!收行李!’

         嗨呀!这‘四零九’啊,马上指着我说:‘你你你…’意思就是说,‘你怎麽可以叫我代你死呀?’

         我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是说我,我没有说你呀!’

         他说:‘报告大军,我也恐怕是错的吧?’

       ‘错什麽呀,’看守这时情不自禁地说出来了‘你不是叫沈焕章嘛,没错!’

          我看着沈焕章,他坐在地上慢慢地就瘫下来了。然後,他跟我说‘黄泉路上不好走的啊,我没有袜子,你的袜子能不能给我一双?’我就给他一双。

         他临走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在一起的朋友,今後哪一位要是到了台北,有机会告诉我太太,我是哪一天不在的。’”

         主持人:“过了三十多年以后,陆铿先生终於在台北见到了沈焕章先生的太太。

          陆铿:“我约了《新新闻》的一个女记者到医院去看她,我就告诉她,沈焕章先生是哪一天不在的、怎麽个情况。

    她说‘当然知道丈夫死是个非常难过的事情,不过,起码解除了我心中的一个悬案。’她说‘我日夜都挂念他究竟是活还是死,心里不安呐。’

         很惨啊,多少人冤死!”

         主持人:“听众朋友,资深记者陆铿先生在‘镇反运动’中坐牢四年。以后又因为‘反右’再度入狱,一关就是十八年。而这后十八年的牢狱之灾,是因为一再被请去发表意见,才招来的。”

          陆铿:“(我)一直到一九五四年一月四日才被放出来,离开了监狱。共产党说,你不能做事情,只能在家里。到了一九五五年,周恩来通知云南方面,叫我参加统战。我一下子又从劳改犯变成了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协活动。

        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时候是大鸣大放。最初我本来是不想讲的。

        第一次拒绝了,第二次又来找,说‘无论如何请你讲一讲。因为我们查了你的档案,你走过三十四个国家,见多识广,一定有很好的意见给我们提。’我还是没有讲。第三次他又来,我说:‘万一我讲了之後,你们认为我讲错了,再跟我算帐,那怎麽得了啊?’

         他们说‘你放心吧,陆先生,毛主席早就提出来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说‘好吧,跟你们讲’,我答应讲了。

        开一千人的大会,我就提出了三个意见:第一个意见‘建议中共考虑改变对美国的态度,化敌为友’。噢,全场鼓掌。请注意那是一九五七年。

         然後,(我)‘建议中共各大学改学英文,学俄文是不可能现代化的’。噢,又是热烈鼓掌。

        第三个,‘建议中共准许我们老记者办民间报,唱唱对台戏也不妨’。那个主持的人是共产党,他说‘嗯?这个有点问题,不过,能够讲出来,还是好。’又是全场热烈鼓掌。

        嗨呀!然後叫所有的民主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讨论陆铿的讲话,一片赞好声。很多人说‘这是有国际水平的呀!’

    嘿!我这个家伙也昏了头,觉得大概是有国际水平吧。

         十天以后,大幅横标拉出来了‘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陆铿揪出来!’嗷嗬,完喽!斗争了九个月啊,非要说我是‘意图推翻人民政府’。

      ‘我说几句话就推翻了?你们请我来讲的!’

       ‘不错,是我们请你来讲的。但你为什麽不讲好话?要讲坏话。’

         我说‘这对你们来说,就是最好的话。’

    秀才遇上兵,有理也说不清。判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投入劳改,以观后效。这一下子坐了十年。

         十年期满了,监狱里面的总部通知我去谈话,很多人就恭贺我了‘要回家了,时间满了,家人团聚啦!’

         结果呢,监狱总部却是说‘陆铿,你听着,现在中央有个指示,查陆铿,此人反动能量极大,不适宜于在社会上生活,应该继续控制在监狱里!’

          噢嗬!这一下子又‘控制’了多久?又控制了八年!(我)坐共产党的牢,坐了二十二年。”

         主持人:“听众朋友,二十二年牢狱生活是多麽漫长的日子,陆铿先生是怎样熬过来的呢?他引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意外的灾难正是塑造生命的泥土’”。



         陆铿:“我在监狱里边虽然很痛苦,但是,有一个信心‘这个情况,不会永远持续的’。特别是我给自己一个任务‘你呢,一定要比毛泽东活得长。陆铿,你听到,不准死!’有时候确实是在死的边缘哪!而且痛苦不堪哪!但是想想,明天会好啊,自我调节。二十二年的牢狱生活当中,有四年是单独监禁。

         单独监禁是可怕极了!有的人就忧郁而死、或饥饿而死了。我自己呢,想起宋朝的一位词家的两句词‘重门不锁相思梦,随意绕天涯’。我人身体确实被你关了,但是我的思想可以飞出墙外去。自己单独在一个小房子里面,连站起来散步,走几步路都不行,他要叫你坐下,也不准你睡觉,他要吹哨子,晚上时间到了,才让你睡觉。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想,中国人造字啊,他不叫‘站牢’,也不叫‘卧牢’,偏偏叫‘坐监、坐牢’。嗨,我说,真是妙!所以在这种被强迫‘坐’的极端痛苦的状态之下,自我排遣。

         我是三十多岁开始坐牢的,大概坐到六十岁。特别是饥饿状态,饿得不得了啊!在监狱那个情况之下,经常会有人被放在门板上抬走了。那时,要活过来很不容易。这是要有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是精神力量,来支持你。

         我举个例子,我看不到字,那麽有一天,突然,家里送来鱼肝油。每个月规定可以送一次东西。嗨呀,我眼睛一亮!为什麽呢?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看到字了。鱼肝油瓶上的字,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枯燥的字对不对?但是感觉到眼睛一亮,真是非常之愉快!

    因为不跟外界接触,只有看太阳。最初是看到它从窗缝里进来了,非常细的,慢慢、慢慢地放大。中午以后,又慢慢、慢慢地缩小。迎接它进来,又送它出去。觉得这也不错啊,把太阳看成一个来访问自己的朋友一样地接待。那与正常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每个人每天只能有二十分钟出来涮马捅,自己倒掉,然後刷掉,那是刷得干净的不得了。然後,甚至抱著这个马桶,在院子里散步。趁着看守不太注意的时候,跳起了华尔兹‘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看起来自己好像发疯一样的,否则的话就活不下去嘛。”

        主持人:“陆铿先生的整个中年时代,几乎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熬过漫长岁月,终於活到被释放的一天。陆铿先生说,当他两手空空走出监狱的时候,所拥有的最大财富是朋友的友谊。”

         陆铿:“我应该说‘友谊万岁’。当我从大陆出来的时候,共产党说‘你必须在香港找到保人,保证你在香港的生活’。我就想到了左右开攻。左边呢,香港《大公报》的社长费彝民,是我的老友。右面呢,《新闻天地》的社长卜少夫,总经理黄绵龄,是我的弟兄,我们共同创办《新闻天地》的。我就说‘我找这三个人,也就是两边的人,来替我作保’。共产党的一位干部就跟我讲,他说‘你跟这些人都分开将近三十年了,他还会认你嘛?’我说‘我有把握。’

          嗨!很快两边都回电了,都愿意担保我。而费彝民很客气‘欢迎命驾来港’。

         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陆铿最大的财富还是朋友。

         这个广播,我告诉你很妙啊,每次广播以後,大陆都有反应,有的呢,还是从劳改矿山上写信来给我,是我过去的同窗之友,铁窗的‘同窗之友’。当然,不认识我的人写信来的也有。我就感觉到,接受一次广播采访,认认真真地讲,也会得到友谊的温暖。

         过去在监狱里面管我的人,他是执行专政的,而我是被专政的对象,竟然到现在变成了好朋友,互相之间还通信、来往。确确实实心灵相通。当时管要犯队的指导员,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颜大人’。到现在,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还照样喊他‘颜大人’。这位先生现在在昆明,他叫颜惠珊。”

         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我跟星云大师的朋友关系。星云他是佛教徒,我呢,是基督徒。我跟他两个人变成非常好的朋友。”

         主持人:“陆铿先生在全世界拥有太多的朋友,在他八十岁寿辰的时候,朋友们前来庆贺。现在,我们就来听听朋友们谈他们心目中的陆铿先生。

         现在住在美国的原台湾的《中央日报》驻欧洲、美洲特派员龚选舞先生说,陆铿先生是一位无所畏惧的记者”。

         龚选舞:“陆先生对任何人一点怕惧都没有。上至总统,下至司机,他都能把他们看作一样的采访对象。我们在南京采访,共产党的周恩来啦,青年党的曾琦啦、左舜生啦,他都是把他们当作是新闻采访对象。他不仅能够从要人那里直接得来消息,往往他的消息得自司机、副官,上上下下,只要有新闻的地方,他就去。

         那个时候,有一个说法是,南京《中央日报》的采访组他是主任,那时候消息的集中就像是股票市场一样。那个时候他是我看到的最大胆、也最心细的记者”。

         卜大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卜大中,我是台北《中国时报》的副总主笔,负责写评论和社论。陆先生是很有趣的人,我认识他很久,也很佩服这位老人家。

         我就发现他有几点很特别,跟一般的老人家不太一样。他的童心很旺盛,对事情很好奇。他对风景、电影、戏剧毫无兴趣,他就对人有兴趣。古道热肠,有话就直讲。因为这样,他也得罪了这个政权。好的他也说,坏的也说,这是非常可爱的德行。他到了七十多岁还随着新闻到处跑。他今年已经八十岁了,还在作采访,所以在台湾被称为‘永远的记者’。

        卜大中先生应邀朗读了他《和陆铿先生八十寿诞赋》的片断:“夫为陆公,高寿八十,文字铿锵,隐含丝竹之声,仿佛麝兰之气,遥想当年遂颈而立,仗笔如风雷之猛,发坚敌夫,喝斥有狮吼之威。当其乱世,纵横于纸上风云,。。。随大军北上柏林,声如洪钟,华夏广播之先锋,囹圄多年,不减青云之雄志,倏忽至今,年仅八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如长安少年。嗟夫!山之妙哉,峰回路转;水之妙哉,风起波声。陆公之高,端在峰转生波。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

         主持人:“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听‘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陆铿先生这位在台湾被称为‘永远的记者’谈谈他目前的工作和未来的心愿”。

         陆铿:“假如说你要让我给听众朋友送个礼物,我就建议能够听到我这个讲话的朋友‘永葆乐观,拒绝死亡’,八个字,奉送给大家。我现在主要每个星期在香港《信报》上写陆铿专栏,专栏名叫‘百姓为念’,念念不忘老百姓。《信报》是朱鎔基先生每天必读的报纸。除此之外,还要给台北的《财讯》杂志写陆铿专栏,专门探讨两岸三地的事情。

         除了《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之外,还出了两本书,《陆铿看两岸》、《李登辉的最后决策》。我是作为一个记者,该怎样批评就怎样批评,该怎么认定就怎么认定,实事求是谈出自己心灵的感受。如果你们听众有这个兴趣,也可以通过自由亚洲电台,你写个信给我,我想办法寄给你也是有可能的。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开放报禁了,我准备不管是八十五岁也好,九十也好,到大陆去办个报。

        我曾经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十日在中南海跟胡耀邦先生谈的时候,我跟他说‘我有这个愿望’,耀邦说‘有希望,有希望’,所以,这个‘有希望’始终在我心里存着个希望。到大陆解除报禁了,解除党禁了,能够允许办一张自由的报纸,这就是我最后的希望。不是不可能哦!”

        

         以上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对陆铿先生的访谈。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声音文件存在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页“心灵之旅”栏目中,可随时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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