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06，04，15－17）
*晟智律师事务所起诉北京市司法局法院受理*
在前面报道了北京市司法局2005年11月30日以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变更地址不办理登记”和‘不按规定保管使用法律服务文书”等理由给予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停业一年处罚。
2006年4月4日，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对北京市司法局的起诉状，要求撤销北京市司法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受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委托的法律代理人是在北京的法学博士许志永先生和李和平律师。
李和平律师在出差旅途中接受我的采访说，他已经接到法院受理此案的通知。
他说：“大约三天前，西城区法院一个书记员给我打来电话，通知说，法院已经接受晟智律师事务所起诉北京市司法局的诉状，正式受理，通知晟智律师事务所去交费八十元。就是说，晟智律师事务所起诉北京市司法局已经正式进入诉讼程序。”
问:"法院作出这样的反应,您怎么看?"
答:"我觉得这还应该说是中国司法的一个进步,从目前情况看,西城区法院受理了,就是晟智律师事务所通过法律途径去寻求司法救济,这个渠道在目前,至少程序上来说是畅通的。我希望西城区法院能够秉公执法,给晟智律师事务所一个公正的判决,不要受案外因素的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能够顶得住。"
* 高智晟律师离北京到西安中转,前往成都*
再离北京―――
在上周报道了被停业一年的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主任高智晟律师清明回陕北家乡祭奠母亲，由于他和家乡亲人受到跟踪的秘密警察日夜骚扰，高智晟律师和同行的友人马文都先生被迫提前返回北京。
因为有多辆汽车和多位秘密警察跟踪，4月9日回到北京的高智晟律师担心他的太太和孩子被继续骚扰，暂时住在朋友刘京生家里，准备另租房子单住，不影响朋友和亲人。但是在当局有关方面的压力下，本来表示愿意出租房子给高智晟律师的人，又都先后表示不能租房给他住了。
高智晟律师和朋友马文都先生于回到北京三天后的4月12日乘火车再次离开北京。我打电话给高智晟律师的时候，他正在西行的列车上。
问:"高律师您好!您现在是去什么地方?"
答:"我现在准备到成都。"
问:"现在有没有人跟着您?"
答:"当然有很多。在站台上和候车室,我们发现了大概有二十多人,有多少人上了火车不太清楚,至少在我的车厢里有六个人。"
问:"您这次为什么去成都?"
答:"我昨天又被逼出北京,没办法,我们在到处找地方住。结果昨天晚上有朋友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赵昕去年在成都被黑恶势力把腿都给打骨折,一直得不到处理。赵昕到成都后,每找一个律师,都被中共特务恐吓骚扰,使律师都不敢。。。"
讲到这里，突然听不见声音，电话断了。又拨。
高律师:"能听到吗?"
主持人:"现在我能听到,但是不清楚。您什么时候到达成都?"
答:"现在没有买到直达成都的票,明天我还要到西安去买票。"
问:"您这次到成都是为了做什么呢?"
答:"给赵昕代理他的案件。"
问:"您现在不是被停业了吗?"
答:"我可以作为公民代理啊,我现在火车上的电话信号非常不稳定,您明天早上十点钟给我打电话好吗?"
主持人:"好。"
北京时间4月13日上午十点，我如约打电话给高智晟律师，对方的回应是：“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在高智晟律师办公室和家中电话被切断两个多月后，唯一还能打通的双向收费的手机现在也不能使用了。
高智晟律师的一位朋友说：“高智晟的手机上个月电话费2，700多元钱。他现场发现别人打座机电话都成功地转到这个手机上，让他接的电话全部变成手机（接听）收费电话了。电信局在那里捣鬼。”
赵昕欲到成都见高智晟被拦截―――
高智晟律师此行成都，是要为正在四川茂县的赵昕先生提供法律援助。
在去年，也就是2005年11月18日，北京维权人士赵昕先生陪父母回乡，沿途旅游。路上在四川茂县一家酒店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殴打，右膝盖膑骨骨折，头部受伤。出院后，一直在云南父母家中养伤。
当高智晟律师乘坐的列车离四川还远的时候，准备从茂县到成都与高智晟律师会面的赵昕先生已经被带上警车，于4月14日被送回云南昭通父母家中。
赵昕先生讲述事情的经过：“从茂县出门，刘正有先生和我的弟弟我们三个人准备去搭公共汽车，回成都去接高智晟律师和马文都先生。结果我们出来后，就被当地的公安截住了。他们说‘你们要回成都可以，我们派车接你们，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没有办法，我们就上了警车。
车开到成都高速公路出口的地方，四川省公安厅的五辆警车就去接我们，把刘正有先生单独接走，让我和我弟弟上了另外的警车。他们是四川国保总队的，叫苏涛（音）的支队长去接的，把我们一直往云南方面拉，送回云南昭通家中。
同时，我们家外面的公安明确跟我讲，二十四小时会有人跟踪监视我，绝对不能离开昭通。四川国保也跟我讲，不允许高智晟律师接我的案子，也不让我和高智晟律师见面。马文都昨天告诉我，高智晟和他还是按照计划坐火车往成都走。
现在只要是透露谁要去接高智晟律师或者谁要跟高智晟联系，他们就肯定要把谁监视住。
马文都先生发的短信和打的手机显示的号码都是13366206981，但是我问过他，他说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卡号，也从来没有换过任何号，我们打他的手机打不通，而那个显示给我们的号又根本不是他的号。我们给他发短信，只能发给那个虚拟的号，他才能收得到，他自己手机真实的号反而收不着。呵呵，所以这个是实施监督的号码。”
赵昕先生也是高智晟律师发起的接力绝食的参加者和义工。2006年2月4日开始的接力绝食，是为抗议中国当局在一些地方以黑恶势力暴力伤害维权人士和其他公民。到本集节目第一次播出的时候，接力绝食已经进行了十周。
赵昕先生说：“高律师到成都来找我，除了想让他替我打官司，我们在一块儿好好交流沟通以外，我还有个很大的希望，他这样长时间整个一家人处于极度的心理和精神折磨之下，现在他的胃病经常发作。见到他的朋友跟我说，他非常憔悴。我希望劝他到成都找个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好好看一下病，同时也能好好休养休整一段。中国的社会改造是个非常漫长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张弛有度，进退从容。我听很多朋友说，可能比较快的时间（有关部门）会对高律师动手，我们大家都很忧虑。”
林牧在西安欲见高智晟被拦截 ―――
高智晟律师在去成都的路上，途经西安下车停留，住在一家饭店。前去看望他的朋友们受到警方拦阻。每周七日循环绝食的参加者，住在西安的张鉴康律师被警察带走。前去宾馆想看望高智晟律师的曾经作过胡耀邦秘书的原西北大学党委书记林牧先生，被警方送回家中。
林牧先生曾经聘请高智晟律师作法律代理人。
14日晚上八点多钟,高智晟律师在准备踏上去往成都的列车之前,给林牧先生打来了告别电话。林牧先生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我昨天晚上去看他,人家把我送回来了,根本不让见面。我和我儿子一起,我儿子开着车到那个宾馆,当时他们说'高智晟出去吃饭了,打他房间的电话了,没有人'。我就说'我等一下'。
我刚说等一下,一下子就从后面出来十几个人,在那儿看守的。其中有两个是西安的,认识我,他们的态度并不恶劣,都嘻嘻哈哈地说'你年纪大了,晚上不要见了,不要见了。。。'我说'他是我的律师,是我的法律顾问,我为什么不能见面呢?'他们就把我推推拉拉推到我的车上,他们也跟着坐上,两个人把我送回家,还在我家谈了谈。
我提出‘我必须和他见面，他是我的律师，他到西安来，怎么能不见呢？’我说‘这样吧，你回去跟你们那个领导人讲，我要请我的律师到我家里来吃顿饭。你们要是不放心，你们来陪，你们来听吧！我讲话从来不保密。’
但是，今天上午他们传达，说是，领导人给他下了命令，说‘高智晟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马上离开西安，一条路就是只能在他的房间里不许出来’。有时候打电话他们都要来掐掉。到今天态度就非常恶劣了。
高智晟律师临走以前，刚才跟我告别告诉我，他要跟他们讲道理，他们甚至说‘你没有权利跟我讲话’。高智晟又不是罪犯，怎么没有权利跟他讲话呢？”
林牧先生发表《抗议声明》―――
林牧先生当天发表了《抗议声明》，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重申了其中的主要内容。他说：“我对这件事非常愤慨。高智晟他又不是罪犯，你们又没在全国发‘通缉令’，你们为什么剥夺他的自由，每走到一处，大批特务包围，不许跟别人见面，限制他的自由，你们这是根据什么法律？
从高智晟这件事情，我对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意见。
高智晟的问题是因为他给中国最高领导人上书三次，以律师身份，也以公民身份，谈他亲见亲闻的一些劳教所和监狱里对法轮功学员残酷的、非人道的虐待，希望引起政府注意调查解决这些问题。任何公民都有这样的权利，他作为律师更有这样的责任。
中国领导人接到他这三次上书，上书讲的是有名有姓，有地点，有时间，有根有据，你接到这东西应该调查解决。
我们先不要说法轮功的是非如何，即使你是对待俘虏，对待罪犯，你采取那些非人道的手法也是犯罪的，也要严肃处理。
负责的政府，负责的领导人，接到这样陆续三次的上书应该调查处理，而且给上书人答复，但是没有。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对上书人进行长达几个月的残酷打击。长期叫特务包围他的家庭，监视他的妻子和十几岁的女儿。。。
简直无法无天了嘛！
高智晟今天临走以前还接到他妻子在北京打的电话。说他女儿现在还受到监控。即使高智晟有什麽问题，这个儿童有什么责任呢？虐待儿童这也是犯罪吧！
胡锦涛主席不是最近提出‘八荣八辱’吗？什么是光荣的，什么是耻辱的，其中就有一条‘遵法守纪为荣，违法乱纪为耻’嘛，你们这不是严重违法乱纪？还不引以为耻吗？还有你说是‘为人民服务为荣，脱离群众为耻’，你现在这样对待群众，对待老百姓，你还不引以为耻吗？还有，你说‘以爱国为荣，不爱国为耻’，你们用这种特务机关，特务分子把中国的国家声誉形
象败坏得不成样子，这就是反爱国行为，不断制造国家的耻辱，也应该引以为耻。
首先，你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高智晟的三次上书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不负责任的。
我们不要求太高，不要求你是民主政府，中国现在有没有个负责任的政府？中国现在有没有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
你就是采取特务、非法手段，没有任何法律程序，警察包围人家家庭，走到什么地方，特务就包围在什么地方，而且所有他走过的地方，都抓人。
不仅是高智晟的事情，河北的定州血案、广东的汕尾血案，怎么样处理的？这样严重的问题国家领导人为什么没表示态度？为什么没有向全国公民说明处理结果？这是不是负责的态度呢？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对自己国家的公民都不能负责，能够要求它对我们的国际事务负责吗？
高智晟律师确实现在也已经是心力交瘁，他在中国不仅没有活动空间，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这种。。。”
此时电话里突然响起音乐。
问:"喂,您是有电话来了吗?还是怎么样?电话有什么问题?"
对方:(没有回答,仍然是音乐)
我再拨电话，无法正常接通。二十多分钟后，才重又打通。
林牧先生:"那就是很长的干扰,放了一段很长的音乐。"
主持人:"我还以为是您接了另一个电话。。。"
答:"不是不是,那就是有意干扰。今后他们很可能切断我的电话。
另外再给你补充一下，他们事情做得多麽绝。
本来这次我所以必须和高智晟见面，是原来我们准备提出一个缓和矛盾的措施。酝酿很久了，就是说在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为了营造一个中美会谈的良好气氛，我们顾全大局，暂时停止绝食。
他们不让我们见面，我就说我是给高律师提缓和措施的。但是，就是这样给他们提出来，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意图，还是坚决不许我和高智晟见面，而且把高智晟驱逐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原来的设想是错了。我们对你这个政府、公安、安全部门还是估计不足。
这件事情要说明，也让中国政府和外国舆论知道我们是如何委曲求全的，我们并不是要搞得非常僵硬。因为我们是搞政治的，必要时有妥协，有进有退嘛。
他们对任何缓和措施都不接受，是要把高智晟逼上绝路。
请你告诉一些传媒和其他朋友们，很可能今后有一段时间和我联系不上。他们不择手段，掐断电话、破坏电脑，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进一步的措施我们也应有准备，无非是砍头。
我嘛，活了已经七十九岁，过去已经死过几次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如果能够为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献出残余的生命，那是无尚的光荣，是找到最好的归宿。我确实有这样的准备。这也请你转告那些国外的朋友们，请他们充分估计到国内的一部分反动势力的猖狂程度。”
*高智晟离成都继续游走*
高智晟律师4月15日到达成都，未能与想去看望他的朋友见面。
现在在云南家中的赵昕先生4月17日说：“四川的很多朋友准备去看望高智晟律师，或者去接他。结果很多人都被看起来了。其中有像周老师、蒲飞先生，杨宇，还有王怡先生，很多很多朋友要去看他的，全被看起来了。甚至还把蒲飞先生，还有一个姓陈的兄弟。。。很多人，带走了两三天，今天还没放完。
很多人被放了以后还是要去看高律师，打电话，高律师担心给大家再添麻烦，就说‘我们不见了，别来了’，高律师婉言谢绝了。
高智晟律师昨天和我通电话，他们昨天晚上坐成都到重庆的火车，准备到重庆后换轮船，一直到上海那边，再坐轮船去青岛，再到天津，然后回北京，找个郊区招待所住下来。好好静一静。”
*全球同步绝食这一日【下】*
北京时间3月6日上午九点到3月7日上午九点，在世界上几十个城市同时举行了“全球同步绝食”，抗议中国当局在一些地方以黑恶势力暴力伤害维权人士和其他公民。
在“心灵之旅”节目中对全球同步绝食作过报道。由于报道篇幅较长，每次节目时间有限，前面播出了本报道的前几部分，以下是最后一部分。
来自美国的报告―――
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和平"主席唐柏桥先生谈在美国一些地区,"全球同步绝食"参加者的一些情况。
他说：“我们纽约地区的‘全球同步绝食’大概五十个人左右在联合国广场绝食了一天。有来自‘中国和平’、《北京之春》、《网路文摘》‘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还有‘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总共有七、八个组织朋友参与了在纽约地区的活动。据我了解，好几个人从亚特兰大来。他们开车，开十五、六个小时。我也接了两个电话，也是美国境内的，说他们无法到纽约来，会在家里绝食。还有我们知道的黄翔跟他的太太秋潇雨兰，因为也不是在纽约，所以那天他们夫妇发了一个声明，在家里绝食二十四小时。”
我在全球同步绝食的当天，采访了美国匹兹堡驻市作家、著名诗人黄翔和他的太太秋潇雨兰。
问:"现在你们二位怎么样,已经绝食多少小时了?"
黄翔答:"我们现在坚持着最后几个钟头。"
在谈到为什么参加这次绝食的时候，黄翔先生说：“因为我在1978、1979年‘民主墙’运动的时候，也曾经在监狱里绝过食，惊动了当时的市长、公安局长，迫使他们达成妥协。后来1994年我和雨兰又一次被抓，关押在昌平，那次是雨兰宣布绝食，也促成最后让我们提前回到贵州，押送回去提前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的共产党和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官方也不完全一样，那个时候他们还注意一点法制、社会影响啊，现在他们已经完全不考虑这些，完全黑社会化，完全流氓化了，可能会是‘你要绝食，那你绝吧，饿死你活该’。
本来对我来讲，现在也不是完全认同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就像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我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感觉一种说不出的无形的伟大感召，甚至感觉如果不参与这次全球性的万人大绝食，对自己来讲是一种耻辱。所以我和雨兰一起宣布参与这次万人大绝食活动，表示支持。”
黄翔先生的太太秋潇雨兰说：“这个绝食，我觉得其实就是需要用这个方式来唤醒大多数人的良知，能够站出来勇敢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
在纽约联合国广场参加绝食并担任义工的梁裕峰先生说：“我们希望同各个国家的人，像联合国的官员经过这里，我们就跟他们讲。我们看到有一拨中国人，到那儿可能是参观联合国，在那儿留影，以我们作为背景。
你可以看到这几天发出的公告，各个地区很多团体，有些分散的力量大家能够凝聚起来，大家站出来，这就是最大的意义。我感觉这是非常成功的一次活动。”
来自大洋洲的报告―――
法学家、作家袁红冰先生在绝食现场接受了我的电话采访。
袁红冰先生说：“现在在悉尼，昨天我们集会，现场在这儿绝食的有将近百人，昨天没有到现场的在工作单位和家里绝食的有三百多人。
从昨天到今天，直到现在还在这个绝食现场绝食的有三十多人。
栏杆上飘满了蓝丝带。
墨尔本、布里斯班、堪培拉、新西兰的奥克兰。。。整个大洋州签名绝食的有六百多人。”
同时在现场参加绝食的前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外交官陈用林先生说：“现在我们在悉尼市市政厅广场。这次绝食，我认为是198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内外一次示威行动。为了声援国内的维权律师，我认为他们是中国人最后的良心，绝食运动意义非凡，影响也是巨大的，唤醒更多的人站出来。”
也在悉尼市政厅广场上参加全球同步绝食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陈弘莘女士来自香港，她的少年时代是在中国大陆度过的。
陈弘莘女士说：“整个接力绝食开始后，我这是第二次参加绝食了。我们从昨天中午十二点一直到今天早上。整个来讲，对中共相当失望，因为第一次绝食我们希望中共对绝食背后的诉求予以关注，尤其是对大陆这些维权律师、维权人士不要有新一轮的打压和迫害。但是没有想到，几个星期过去以后，中国大陆迫害更甚了。所以，我们不得不再发起这一次全球性大家统一的行动。中共的强硬代表了它的脆不可击。”
另一位绝食参加者，原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保庆先生说：“我们非常支持高智晟律师维权绝食的倡导。我们认为这个运动对促进国内的维权活动非常重要。在中国来说，受到人权迫害的人上告无门，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团结受迫害的人士，使民众不断觉醒。”
来自欧洲的报告―――
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潘永忠先生说：“（当地）3月7日凌晨两点，全球同步万人绝食告一段落。尽管欧洲的上空满天飞雪，寒风呼啸，柏林、慕尼黑、哥本哈根，还有巴黎、海牙，来自各界的许多朋友在风雪中坚持绝食，坚持以理性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天涯海角同步的全球绝食行动。
我想起了英国人休姆说‘只有在全体人民都投身于公共事业之后，国家才会变得最强盛’。
民阵主席费良勇参加了德国慕尼黑的绝食活动。他在集会中讲到‘绝食维权，实乃不得已而为之。绝食是和平理性抗争的最后手段，是以损害自己的身体作为抗争的一种手段。’
著名异议人士王万星先生也指出‘弱势群体抱成团，维护基本人权真是太正确了。我们没有理由指责高智晟律师，我们应该支持他。他为了弱势群体敢于承担责任，敢于抗争强权，难能可贵，值得海外各界人士敬佩和支持。我没二话，参加万人绝食活动。’一些德国朋友也参加了绝食活动。
中国人在德国居住比较散，不是集中在一起，一般大家能够在附近有集中的地方去集中参加，没有就在家里。
在丹麦和伦敦，中国大使馆门口也有有组织的绝食，瑞典还传来很多照片。”
参加了全球同步绝食的在德国的学者仲维光先生说：“在欧洲从2月初开始，各国就陆续知道了高智晟先生在大陆的情况，以及他进行维权接力绝食活动的呼吁。
从2月初在欧洲各个国家就陆续开始响应。这期间在德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法国、英国、爱尔兰。。。很快在各个国家展开。
在德国慕尼黑，有一位搞技术的人员张源先生，他在参加绝食活动的时候说，过去他在国内几十年没有讲真话的机会。出国以后面临一个抉择，如果讲真话，再回国就会受到迫害；如果不讲真话，即使回国以后，还是不能够讲真话。于是张源先生决定，他这辈子一定要开始讲真话，这几年他对维权活动认识越来越深，这次积极投入在德国的绝食接力活动当中。
在德国，还有很多德国人，也参加了这次绝食接力活动，其中有很多德国人是在1999年知道中国大陆镇压法轮功以后，陆续接触了法轮功，自愿成为帮助法轮功的人士、帮助《大纪元时报》作义工。他们一直注视着高智晟律师的维权活动，对于高智晟律师面临黑社会的这种迫害，以及高智晟律师所提出的正义呼声也非常感动。这些德国人就向德国社会，向世界呼吁，他们也参加了绝食接力活动。”
我采访了住在德国沃尔姆市参加“全球同步绝食”的希尔克。叶尔切克女士。由住在柏林的郑志红女士担任翻译。
问:"请问您是什么时间参与这个绝食,在什么地方?"
答:"我第一次参加绝食是上上个星期六,当时就是全球绝食网站成立的那天,在德国的家中。
因为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德文《大纪元》工作，一直在跟踪高智晟本人的事件和高智晟律师绝食的事情。我也知道高智晟律师为了法轮功学员的权利，还有其他中国受迫害人的权益，甚至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我非常钦佩高智晟先生。我希望能支持高先生的维权活动，同时也声援中国的法轮功学员。
我非常想向中国的听众说，‘所有参加绝食维权的民众、维权人士，还有其他的中国民众，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下去。我们在海外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声援你们。’”
问:"请问您两次绝食都是在自己家中吗,有没有到聚会的现场去?"
答:"我第二次绝食是在慕尼黑马力安广场参加当时的集会。我还将在这周周六绝食,声援中国的维权运动。以后每一个礼拜六我都愿意参与到绝食活动中。"
问:"请问您在慕尼黑大家在一起聚集绝食的现场,看到些了什么?"
答:"我们当时在广场上散发传单,希望唤起德国民众对中国维权绝食的声援。我也发了《九评》的特刊,当时有很多机会跟路人交谈,也得到非常多民众的声援。当时参加绝食的德国人还有不少,其中我认识 就有好几位,比如来自慕尼黑的奥恩海莫尔先生,还有来自另一个城市的兄弟俩,安德雷。阿舍尔普和米谢。阿舍尔普。"
接下来，我又采访了一位参加全球同步绝食的德国人克里斯汀安。史利尔卡姆先生。
他先作了自我介绍：“我今年三十一岁，来自德国柏林。我第一次参加绝食是在德国外交部前。当时因为德国的外长要到中国去访问，在他访问之前三天，我们在德国外交部前参加了绝食活动。”
问:"您在参加这个绝食行动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有什么要求?"
答:"高智晟律师所进行的绝食维权,我认为是一个正义之举。而且从这个行为上,我们也看出中共目前对人除进行暴力统治以外,没有用其它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也听说西方人对于高智晟的声援,也能够保护高智晟的生命安全。而且我个人认为,高智晟为那些权利受到侵犯的人进行辩护、维护,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认为,这些行为都是合法的,不应该受到压制。所以我要声援高律师的维权行动。"
“全球同步绝食”协调人盛雪女士感言―――
这次“全球同步绝食行动”的协调人之一、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时事评论员、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女士在回顾这次全球同步绝食行动的时候，特别提到绝食当天她接到的几个匿名电话和她自己的一些感受。
她说：“ 这次我接到许多匿名电话。有的人打电话来出主意，提建议。还有人说到‘我在家里会自己绝食，但是我不愿意公布我的姓名’。也有人说‘我是体制内的，看到你们这么作特别高兴，但是还不是我站出来的时间’等等。
这次绝食，我觉得特别有一个感受，就是中国的维权道路不是一条，而且大家不应该拘泥于自己所作的这样一个方式，应该彼此有声援、有互动。
就算是不能有声援、有互动，也应该有彼此互相尊重的局面。
我上网看到，中国早期的人权人士任畹町，他写了一篇东西。说有一本书讲到，公民维权有一百九十八种方式。
我想，不管怎么说，今天中国大陆民众的诉求，首先是中国宪法规定的权利。应该在这个前提之下，去理解今天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要求维护自己权利的诉求和种种作法，理解大家各自不同的维权方式，使中国社会维权运动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得到更好的推动。”
以上“心灵之旅”节目是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