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郭伯雄日后篡取军权傅全友难辞其咎》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郭伯雄日后成了江泽民的亲信，在整个“胡锦涛时期”都是和徐才厚一起成为江泽民最可靠的军中代理人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最初被“发现”，其实还是要“归功”于王瑞林和张万年，而及时向此二人保举郭伯雄的则是当时的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长傅全友。
事情还是要从二十多年前的兰州军区受益于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的政治垮台开始说起。
一九九二年十月,杨白冰和杨尚昆被邓小平抛弃。根据日后邓小平的女儿邓三公主邓毛毛在自己公开出版的著述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以及杨尚昆公子杨绍明的公开文章中所介绍的相关史实证明，从十四大开幕前夜下决心牺牲杨家兄弟，邓小平至死再没有召见过杨尚昆，更何况杨白冰。
更令杨尚昆悲愤难已的是，得到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后，当时人正在海南休养的杨尚昆要求马上回北京向邓小平遗体告别的要求都不被批准。
《口述历史：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回忆邓小平逝世时的父亲杨尚昆》一文中披露说，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我父亲已到南方去了，那次选择了海南三亚。我们是在海南岛上听到小平同志逝世的消息，是秘书传达的，说中央通知，小平同志去世了。
父亲马上说，我们立即飞回北京去！那应该是中午，还来得及飞回去。但碰巧，空军说有个零件出毛病了，今天不能飞。我父亲是个很有经验的政治家，他就说，“今天不能飞明天飞，你们今天必须把它修好。”
然后我父亲就让秘书了解情况，什么时候进行遗体告别，当时情况是，中央不举行遗体告别，后来我父亲还打听到，会举行小规模遗体告别，就是中央常委们参加。当时父亲很急：“唉呀，赶不上，赶不上见小平同志最后一面。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的。”
外界人士读过杨绍明的相关文章之后，都应该会注意到杨绍明所谓“ 父亲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政治家”这句似显“突兀”的话其实是“点到为止”。看官们读罢感慨中共政坛冷酷无情之余，也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杨尚昆下台之后倍受冷遇的经历都是江泽民搞的鬼，却不知道杨家兄弟最痛恨的并不是江泽民而是王瑞林。
杨绍明的公开文章中透露一个至今未见有外界专门评论的重要细节，那就是十四大之后杨绍明见到邓小平大女儿邓林，问她以后有事怎么找她？邓林给了他一个自己个人的传真机号码。
相比于邓小平的三公主邓榕，邓林还是相对有点人情味的。而她在邓小平牺牲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之后居然都不敢让杨尚昆一家“有事时”与自己直接电话联系，她提防甚至恐惧的是什么人？当然不会是自己的父亲邓小平。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倒杨”之后的邓小平一家都已经被邓小平自己授权的王瑞林监控起来了。
如果说中共政权的历届中央办公厅主任是党中央的大内总管，或者说是党总书记的大内总管的话，那么邓小平在世的时候，王瑞林就一直是邓小平个人以及整个邓府的大内总管。
杨绍明在他的“口述历史”中回忆说：我在小平同志身边拍了12年照片，惟一一次没有去拍照是十四大那天，我父亲也去晚了，没和邓小平说上话，但后来小平同志曾转过头来，跟毛毛说，告诉尚昆，要想得开一些。首长听见传达，马上回答，我有啥子想不开的嘛！
杨绍明说：小平同志的生日是8月22日，每一年父亲都要给他送花篮，送些表示心意的礼物。到1996年小平同志生病时，礼物就没有送成。我父亲曾表达过一个愿望，希望见见小平同志，但因种种原因，也没见到。到小平逝世，父亲还是想，不管怎样，要见见他。
邓小平去世的第二天，空军的飞机没问题了，我们飞回北京。回北京以后，说遗体告别举行完了，父亲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跟我说，“小二啊，我们要给小平同志送个花圈，就送到他家里去，一定要慰问一下卓琳阿姨。”
于是，邓林四年多前给杨绍明的那个个人的传真号派上了用场。
杨绍明继续回忆说：于是我就通过这个传真号发了个传真，说“我父亲很想送个花圈给小平同志，怎么送出去，我们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当天没消息，到第二天被告之“卓琳说派张宝忠来拿”。
杨绍明回忆到此，特别加注了一句“张宝忠是小平同志的贴身警卫”。也就是说，邓小平一家接受杨尚昆以私人名义敬献的花圈，应该是在没有请示，或者说是在没有让王瑞林经手的情况下进行的。
邓小平去世的追悼会场面杨绍明因为“只有父亲有票”而不能前往拍照，只好“弄个三角架，在电视机前拍摄”。
众所周知，杨绍明直到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之前，和父亲鞍前马后十数年陪侍邓小平一样，也给邓小平一家当了十几年的御用摄影师，邓小平生前令世人所熟悉的那些精彩生活照无一不是出自杨绍明之手。但就这样杨绍明最后居然连邓小平的追悼会都不被允许参加。而一切，都是因为王瑞林在邓小平同意牺牲杨家将的当天即已经密令手下从此切断邓、杨两家的所有联系渠道，目的之一就是要防止杨家兄弟找机会向邓小平告他王瑞林的状。
与此同时，王瑞林怂恿着邓小平在家中召见江泽民，当面向江泽民直白说明军委在十四大之后“不再设军委秘书长为好”，过去由杨白冰担任军委秘书长所肩负的工作内容，先由王瑞林接手。而王瑞林接手杨白冰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杨家兄弟在十四大之前安排就绪也已经在邓小平下决心牺牲杨家将之见点头认可的中央军委和三总部的主要人事安排全部“推倒重来”，内容之一就是傅全友升任解放军总後勤部长,同时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被宣布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
当时的傅全友能够被提拔为总後勤部长、中央军委委员的重要政治背景是王瑞林帮助江泽民在十四大之前的“倒杨”过程中,发现傅全友是当时所有大军区和军队各大单位里没有被杨白冰视为政治体己的高级将领之一。也是因为傅全友没有被视为杨白冰的政治体己,所以江泽民、王瑞林在十四大召开之后立刻开始进行的大规模的军队高层大调整,也基本没有触及到兰州军区。可见，正是当年的“倒杨”事件，在中共军队系统里为以傅全友为首的，包括郭伯雄在内的兰州军区一大票人提供了政治空间。
在一九九二年十四大召开后对各大军区和各大单位的第一轮人事调整完成后,江泽民又再接再励,进行第二轮调整,其中的重要内容便是安排政治上更为可靠的军官掌控北京军区。其一是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下令让一九九零年由杨家兄弟一手安排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王成斌退役,将在第一轮调整过程中被政治审查通过,继续留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李来柱升任司令员;其二是与此同时把在第一轮调整过程中从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位置上调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张志坚升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同时安排由北京军区政治委员调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刚满一年的张工回到北京,改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在张志坚调走,李来柱升职的前提下,北京军区的司政后机关均需要“新鲜血液”的补充，于是，正象笔者在上篇文章中所介绍的那样：郭伯雄在一九九二年前后虽然暂时因为资历、人望各方各面都远不能与钱树根相比而不得不在四十七集团军军长任上忍气呑声，但他当时在傅全友身上下足的工夫，终于在傅全友进入中央军委之后得到了回报。
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召开前两年被从成都军区平调兰州军区司令员的傅全友当时还被认为是不受杨白冰器重“遭致暗贬”，日后不但自己因“祸”得福，也连带着整个兰州军区都被江泽民和王瑞林视为政治可靠。在当时的中央军委讨论北京军区人事调整过程中，时任兰州军区参谋长钱树根本来是调任北京副司令员并准备接替司令员职务的第一人选，但在征询傅全友意见时，傅全友以钱树根刚刚出任兰州军区参谋长时间不久为理由，适时提出了“郭伯雄同志是个很不错的人选”。后事如何，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再继续介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