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个文革论”：一种颇有解释力的模型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谈一谈文革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
在这一讲之前，我们已经用了十一讲，去谈论文革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在这之前，我谈到了文革到底有几年、到底有几次这些问题，而且讲到实际上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定论，“十年文革”的说法是老干部们为了自身政治利益而制造出的“定论”，并且成了今天中国官方的说法，乃至人们头脑中好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的“常识”。
然而，按照我的观点，实际上将1966—1976年之间的历史整齐划一地称为“十年文革”，是无法有效地解释那段历史的。我认为应该将文革的历史，划分为1966年5月—1968年7月的“两年文革”、1968年7月—1974年1月的“间歇期”和1974年1月—1976年10月的“第二次文革”这三段，并将这三段再细分成不同时期，进而分析每个时期的施暴主体都是谁。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毛派和老干部主导的文革叙事，都试图把文革描绘成一场“群众打干部”的运动，而且两者对“群众打干部”的评价截然相反、争得不可开交，但实际上他们的这种争论完全是建立在流沙之上——因为所谓的“十年文革”，根本就不是能用“群众打干部”概括的。它的主要特征，一直是“干部打群众”。
明白了这些问题，我们将会面临下一个问题，就是文革到底有几个？在这之前，我们介绍过著名的“两个文革论”，在这里需要再介绍一下。这一观点被一部分反共人士提出和支持，认为文革中实际上存在着上层的权力斗争和下层的群众斗争，在毛泽东进行争权夺利的文化大革命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在“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利用文革的机会“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是需要否定的，但“人民的文化大革命”却有合理的地方。
事实上，也有一部分被视为“新左派”的人士认同“两个文革”的观点，知名的文革史学者、对毛泽东评价很高的王绍光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里，我要先简要介绍一下他的政治观点。王绍光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当代将土改、大跃进、反右、文革等血腥的政治运动描绘成“荒唐”、“疯狂”的样子，是因为“知识分子为了他们的利益叙述历史”，并使用了毛时代的著名口号“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来讲述他的意图。（《王绍光谈反右整风（全文）：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乌有之乡，2014年12月25日）对于王绍光的这种观点，我当然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而且认为无论是毛时代，还是改开以后的中国历史叙事，本质上都是中国当局为了政治目的炮制出来的。用毛时代的观点否定改开之后的观点，不过是用一个时代的中国当局观点否定另一个时代中国当局的观点，本质上只不过是为中国当局的某一派进行张目罢了。不彻底跳出中国当局在所有时代的各种叙事，终究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不过，今天这一讲，我不想在批驳王绍光本人的政治观点上纠缠太多。对于“新左派”和毛派的批驳，在以后我还会谈到很多。今天我想谈的话题，只是他的学术观点：王绍光本人，实际上也是“两个文革论”的某种支持者。王绍光曾著有研究武汉文革史的专著《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在这部专著中，王绍光以所谓的“十年文革”中的武汉局势为叙事主轴，通过采访数十位历史的亲历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文革并不是如同人们通常认为的一样，是由“不理性”的参与者受到毛泽东的蛊惑作出的“疯狂的行为”；实际上，作为“超凡魅力型领袖”的毛泽东本人作为文革的发动者，并不能完全掌握运动的方向。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王绍光这样概括他的观点说：
“超凡魅力型领袖的追随者可以同时既是疯狂的也是理性的。这就需要对韦伯有关超凡魅力领袖的理论稍加修正。我认为个人崇拜有两个向度：一方面，崇拜者对偶像充满了信赖、敬畏，甚至有愿意为之献身的情感；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偶像作为认知的对象，试图理解偶像发出的种种信息。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对同一个信息的解读可能截然相反，解读过程便是理性发挥作用的过程。文革中各派大打‘毛主席语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王绍光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用他的方式对“两个文革论”进行了一种解读，认为参与文革的民众在作出政治选择时，实际上有自身的理性因素。在书中，他提出实际上在文革当中加入不同“群众组织”的人，往往会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总的来说，与党政军体制关系更为密切的人，更倾向于加入当局扶持色彩更浓厚的保派；因这一体制中获得利益更少、乃至没有获得利益或利益受损的人，则更倾向于加入造反派。而由此引发的派系冲突，则使得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控制文革运动的走向。
事实上，这样一种将文革当中的派系斗争视为某种“社会冲突”的观点，也被不少学者接受和运用。例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曾引用过一份对近2200名广州中学生的抽样调查，指出：“占压倒多数的（73%）干部子弟参加了保卫党的组织，而半数多点（61%）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和许多（40%）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并表示“同样的数据表明，‘保皇派’组织吸引的大部分成员（82%）是干部和工人的子女，而‘造反派’组织则主要从知识分子家庭（45%）吸收其成员。”这样的统计数据，事实上也与我的经验相当符合。在与多位在文革中参加过“群众组织”的人士谈话时，我往往都能通过他们本人在那个时代的职业、家庭情况，推断出他们参加的是哪一派，并和他们进行确认。直到目前为止，这些推断也很少出错。这样看来，至少可以说“两个文革论”是一个相当有效的历史解释模型。
二、中国官方学者：反对“两个文革论”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两个文革论”，中国官方学者是持否定态度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曾发表过一篇论文，对“两个文革论”进行了大力的反对。这篇文章用举例的方式，说明文革中的保造两派实际上都不存在“人民文革”的那种“反抗”色彩。在举保派的例子时，这篇文章提到了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团体“联动”，以及武汉军区扶持的保派组织“百万雄师”。不过，可以直白地说，这样的论述根本就是在打稻草人，因为“两个文革论”的支持者恐怕不会认为那些保卫各级党政军机关干部的“老保”会有什么“人民文革”的色彩。不过，这篇文章也提到了文革当中著名的北京五大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也就是“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和“北师大井冈山”。文章里说，这些组织“从名字看就是非常革命的。他们都极力标榜自己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宣称‘誓死保卫’毛主席和红色江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这哪里有一点反抗所谓‘共产暴政’，‘清算共党官僚’的味道呢？”这篇文章的结论部分表示：“总之，‘文化大革命’的准确定性问题，是可以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下，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两个文革说’则偏离了正确方向，违反了基本史实，是不足为训的。”（金春明：《“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网，2011年6月3日）
毋庸置疑的是，这篇文章可以看作一篇“官方五毛”文，它的所有历史叙事和评价都是在亦步亦趋地跟随老干部们在1981年对文革定下的基调。与其说它是一篇史学论文，还不如说它是一篇给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那份官方决议文件进行注解的“经学”论文，本身是没有什么学术性可言的。但是，这里面提出的一个疑问，却很值得我们进行探究。这篇文章当中所列举的北京五大红卫兵组织，实际上是在老红卫兵运动退潮后，掌握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红卫兵组织。尽管它们的立场各异，但总的来说都被人们认为是“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这篇文章提出，这些组织在论述他们的政治诉求时，实际上也就是对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亦步亦趋，并没有什么“反抗”的因素。这样，问题就来了：究竟造反派们到底是在进行“人民文革”，还是仅仅是毛式文革路线的打手和复读机呢？如果说造反派确实是在进行某种“反抗”，那为什么他们在论述自己的政治诉求时表现得却这么“红”？如果说造反派只是一群没有自由意志的打手，那为什么他们的成员构成乃至攻击目标却显得和保派非常不同呢？
三、“三个文革论”：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模型
事实上，要详尽地解释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这一讲的时间限制。在这里，我首先要简要地用一句话讲出我的观点：我个人既不认同“一个文革论”，也不认同“两个文革论”，而是认为文革有三个。这种“三个文革论”，在目前的各家中还没有看到，可以算是我个人的独创——这当然也不是什么“绝对的真理”，只是一种历史解释模型。这“三个文革”，分别是毛泽东及毛派与干部集团的斗争、社会上毛派人士和“五毛”人士的厮杀、以及民众借中共内讧的机会展开的抗暴运动。“三个文革”互相缠绕在一起，关系相当复杂，甚至许多文革亲历者身上都不只带有其中一个文革的色彩。然而，尽管这“三个文革”互相交织，它们在本质上却又是截然不同的。前两个文革，事实上不过只是共产极权势力之间的内斗，正如他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进行的那样，没有什么“正义性”可言。在这两个文革中，无论是谁获胜，民众只不过是从共产极权主义的一种残酷统治模式之下，转换到另一种残酷统治模式之下罢了。但是，这“第三个文革”中，却的确有着“社会冲突”的色彩。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第三个文革”最终冲破了毛泽东给民众套上的枷锁，摆脱了毛式文革的话语体系，形成了具有自主意志的民众抗争运动，并持续影响到了今天。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第三个文革”实际上也可以不称之为“文革”，因为它是在漫长的历史上，民众反抗中国当局共产极权暴政的一环。
那么，这“三个文革论”的基本立论究竟在哪里呢？在下一讲中，我们就会仔细讨论这个问题。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