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习近平连任背景下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排名学”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这一讲，我要讲的题目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学”。
本来，我是计划尽快开始按照时间顺序详细地讲解文革历史的。不过，由于这一段时间“大戏叠出”，因此我还是决定先把原来的计划稍微搁置一下。这一讲，我们来应一下时事的景，从中共二十大之后的政治局常委的排名情况开始谈起，讲一讲文革时期的“排名学”。
在10月23日，中共召开了二十届一中全会，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名单也随之公之于世。让不少人感到震惊的是，这次在名单上的七个常委里面，除了习近平本人之外，其余六人都可以说是习近平的亲信。其中，排名第二的李强，被看作是习近平所谓“之江新军”的重要成员。在今年的上海封城期间，李强强硬地推行了封城政策，将上海市民的生活带进了地狱中。这样一个忠实执行习近平路线的酷吏，被火箭似地提拔到了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二的位置，可以说非常直观地反映出了习近平将要施行的路线：对于习近平个人及其路线的忠诚，是一个人是否能够得到提拔的最关键因素。
另一个被提拔进政治局常委的酷吏，则是曾向所谓北京“低端人口”开战的蔡奇。在2017年，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蔡奇曾主导过一场大规模清拆北京出租屋的行动，以防止安全隐患为理由关闭、拆除了大量廉价出租住宅，导致数以十万计被当局蔑称为“低端人口”的社会中下层人士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这次，蔡奇在政治局常委的七人当中，被排在了第五位，位居赵乐际、王沪宁两人之下。而王、赵这两个人，也是除习近平本人之外的政治局常委中，仅有的曾担任上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人。这两人也都被视作习近平的心腹，其中王沪宁更是被看作习近平的笔杆子。在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中，王沪宁排名第五。现在，他已经升到了第四位。至于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六、第七的丁薛祥和李希，事实上也都是习近平的亲信。
总的来看，这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和排名透露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习近平的派系已经全面掌控了局面，而且习近平本人将会重用对民众心狠手辣的酷吏，以及他自己的忠诚党羽。习近平式的严酷统治将会继续下去，而且会不断加码。在未来，˙中国当局将继续对外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对内加强极权主义控制。
以上的这些分析，事实上都是建基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公布的那份常委名单。事实上，这样一份短短的名单隐含着极大的政治信息量。当这份名单问世后，全世界大量分析人士纷纷对它进行了种种更加深入的解读，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我想讲的是，尽管中共的高层政治从来都是黑箱操作的，但实际上就算通过他们公布出的很有限的信息，比如这样的政治局常委名单，也能看出不少信息。事实上，在文革时期，这种对名单的解读，也是那时的人们观察政治风向的常用办法。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文革当中的类似情况。
二、“排名学”在文革时也是一门“显学”
已故历史学者高华在他生前，曾经在他的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的后记当中，讲过这样一个细节：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当权派自己很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学’。”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政治嗅觉敏锐的人往往能够通过这种“排名学”来观察政治风向。在官方报纸上公布的政治局常委排名中，谁的排名上升了、谁的排名下降了、他们分别升降了多少位、谁的名字消失了、谁的名字在消失后又重新出现了，实际上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这些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高层政治的权力消长，以及文革运动的走向。关注并掌握这种“排名学”，能够给身处政治动荡的人们提供重要的行动参考，乃至能让一些人能够通过这种东西做出相应决策来保住生命。而人们之所以要这样做，背后的动力往往是对于政治迫害的深度恐惧。高华在他的文章里，讲述了当时他和他的家庭所面临的处境：
“南京1966年8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无意中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的‘通缉令’。”
正是在这样恐怖的气氛中，高华自己学会了“排名学”。这样的心态，实际上也与在当今中国的政治气氛下，全力关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名单的人们一样，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在政治高压之下求自保的行为。
在文革当中，最为直观地体现“排名学”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变动，是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出现的常委名单。在介绍这份名单之前，我们要首先回顾一下历史背景。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下了那份有名的文件《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示反对刘少奇、邓小平派出工作组指导文革运动的行为。在这次会议，新推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有十一个人，按照先后顺序分别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而在这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是七个人，按照排名依次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对照两份名单，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被看作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刘少奇，从原本的排名第二降到了排名第八。原本只是位居第六的林彪，一下子跃升到了第二位。除此之外，在文革初期曾被毛泽东看作自己阵营中人物的陶铸，以及追随毛泽东政治路线的陈伯达和康生，也都被提拔成了政治局常委，而且排位都要比刘少奇更高。通过这样的排名变动，人们略加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信息：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已经失去了他的地位。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盟友，成为了毛泽东心目中新的接班人。而陶铸、陈伯达、康生等人成为新的常委，则表示毛泽东将会更进一步地推行毛式政治路线。
在这之后，经过两年文革的清洗，中共这届的十一个常委当中，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三个人被打倒了，朱德、李富春和陈云这三个人也都受到冲击、走向了边缘化。这样，在两年文革结束之后，1969年4月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出现的新常委名单，就变成了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这五个人。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公布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当中，毛泽东、林彪排在了第一、第二位，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三个人的顺序则是按照姓氏笔画来排的。也就是说，周恩来看上去是连老三的地位也有些难保了。
接下来，随着毛泽东与林彪集团展开了白热化的斗争，首先是投靠了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在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出局。随后，林彪在1971年乘飞机出走苏联，半路死在了蒙古的温都尔汗。这样，五个常委去掉两个，只剩下了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个人。从1966年开始的这场政治“大逃杀游戏”，原有的十一个“玩家”当中已经有八个人出局。
不过，在林彪倒台之后，毛泽东又同时启用大批老干部以及提拔毛派骨干，使得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在1973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中，一共有按照姓氏笔画排序的九个人的名字，依次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王”这个字笔画很少，因此王洪文被排在了第二位。不过，无论出于什么理由，王洪文的名字被排到了政治局常委的第二位，已经足够引出人们的震撼和遐想——从上海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居然被排到了这么高的位置。除此之外，最为死忠的毛派骨干张春桥也出现在了这份名单上。不过另一方面，榜上有名的叶剑英又可以说是老干部集团的典型代表，曾在1967年的“二月逆流”中与毛派激烈对抗的他，在林彪集团倒台后主持了军委工作，此次变成常委也反映了老干部被大批启用的政治风向。至于李德生，则是曾用酷烈的手段镇压安徽造反派的军头，深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赏识。除此之外，原有的周恩来、康生两名常委继续保留了下来。其中，周恩来本人则正是毛死前最后几年能够对毛进行制衡的关键人物。而长时间以毛泽东忠实追随者面目展开活动的康生，实际上也在此后不久的临终之际倒向了周恩来。至于朱德和董必武两人，则作为边缘化的元老吉祥物，被拉入常委当中装点门面。总的来说，人们一看就可以知道，这份政治局常委名单，反映了林彪集团毁灭之后，老干部集团和毛派分庭抗礼、互相制衡的政治局面。这一政治局面，也可以说正是1974—1976年之间“第二次文革”得以展开的基础。
三、毛习两时代“排名学”对比反映出的信息
由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排名学”对于解读文革的历史，确实是一把相当有用的钥匙。通过这把钥匙，人们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高层政治局势的演变。这一点，在今时今日也是一样的。而把两个时代的“排名学”进行简单的对比，我们还能发现新的信息：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十一名常委中，有五人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担任了新一届常委。也就是说，还有45%的常委在经历了一轮清洗后留了下来，且这新一届常委的五人100%都是上一届常委。十届一中全会的九名常委中，有四人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常委，也就是说有44%的常委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常委。而与之可以相比的，则是习近平的第二十届常委与上一届的对比。在习近平的这一届新常委一共七人中，只有三个人是上一届常委，也就是说只有42%的上一届常委保留了下来。而且，中共第二十届常委当中更是清一色的习派人物，而文革中的历届常委里还存在着一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制衡毛泽东的人。从这一直观的对比，我们也不难看出，习近平的政治清洗力度和集权程度，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毛泽东，形成了空前的独裁权力。
关于“排名学”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事实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通过回顾文革时期的“排名学”，并将它与今天的“排名学”进行对比，我们也能加深对当代正在进行着的历史的认识。
谢谢大家，这周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