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的祝酒辞: "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1966年12月底，上海造反派通过康平路武斗打垮了市委的“御林军”赤卫队。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还横在上海市委和造反派之间了。事情的下一步，就是造反派彻底冲垮中共上海市委了，这就是文革史上的节点性事件一月风暴。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七十三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摆下宴席，让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赴宴——这意味着，参加这场宴会的人全都是硬核的毛派分子，那些“老干部”们则全都被排除在外了。在宴会上，毛泽东的情绪非常高涨，说道：“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的工人起来了，革命的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他还举杯祝酒说道：“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1967年1月1日不但是元旦，也是文革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这一天，中共的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其中杀气腾腾地表示：
“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作为我国现代革命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是这样，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在这种狂热的气氛之下，上海造反派展开了全面夺权的行动。在当时的上海，随着康平路事件的爆发，有不少保派赤卫队进京上访，导致上海一带的铁路交通瘫痪。整个上海社会秩序也陷入了混乱，港口物资大量积压，连发电厂的存煤都陷入了不足。在此情况下，中共上海市委一把手陈丕显又显出了一副“摆烂”的态度，称病不出。在1967年元旦这天，周恩来打电话给陈丕显，要求他恢复上海的秩序，并与造反派一同商量着解决这一问题。随后，陈丕显通知了上海的各造反派组织，与这些组织的代表在市委召开了联席会议，结果在这场会议上，陈丕显完全被架空，造反派们一致同意印发一份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传单，号召全市民众与上海市委斗争，呼吁赤卫队人员回厂参与生产。1月3日，上海《文汇报》正式被造反派接管。5日，《文汇报》刊登了《急告上海人民书》。
二、中共上海市委的倒台
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率上海市共32个造反派组织的成员，在上海市人民广场举行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在狂热的气氛中，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华东局书记魏文伯等数百名各级干部遭到了造反派们的公开批斗。在这次批斗大会上，最主要的批斗对象陈丕显、曹荻秋被他们已经加入造反派的警卫人员押上了露天的主席台，被强迫站在兵乓球桌上，在他们两侧则站着陪斗的干部，上海各地的许多分会场上也有大大小小被打倒的干部遭遇了同样的下场，他们的胸前都挂着用硬纸板做成的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姓名、打上了红叉。尽管寒风凛冽，但批斗对象都被要求不许戴帽子。在批斗大会上，陈丕显的对抗态度很鲜明，总是在造反派让他回答问题时顶回去，曹荻秋则“认罪态度良好”，说他自己应该负责任。对于这次批斗大会的总体规模，造反派方面的记录表示：
“中心会场设在人民广场，另有369个分会场，其中包括252个大厂，117个工人俱乐部、影院、剧场和大专院校。4条大马路、12个交通要道，安装了上千只喇叭。通过14个广播中转站向全市广播，并用电视转播实况。大会由4000名工人造反队员担任纠察。宣传大会的广播车，遍布10个区，海报、标语直贴到闵行、昆山。”
在批斗大会上，王洪文进行了发言，对陈丕显、曹荻秋进行了质问，并高呼口号：“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会上通过了造反派提出的三个通令。其中，第一个通令中谈到：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个通令谈到：
“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第三个通令谈到：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书记处，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直顽固地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他们反对毛主席，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完全丧失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接着，造反派在1月7日接管了上海市电台和电视台，又在8日于张春桥、姚文元的指挥下成立了领导全市生产的机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以及取代公安司法机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9日，由32个造反派组织共同签署的《紧急通告》发布，要求造反派们接管生产、恢复社会秩序。
三、毛泽东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
另一方面，在北京，毛泽东在得知上海造反派起来夺权的消息后，于1月8日对中央文革小组表示“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9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刊登的造反派文件《急告上海人民书》，并以“编者按”的形式在开头加上了毛泽东的意思，说道：“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11日，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向上海造反派发送了贺电，表示“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这样，上海造反派的行为就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的直接支持，获得了所谓的“合法性”。
这份贺电当中还这样说道：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接下来，经过上海各造反派团体之间的一系列整合，上海造反派于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了新的上海最高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将同年1月的夺权称为“一月革命”，发布了题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的文件，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的口号。事实上，这一机构之所以叫“上海人民公社”，也与毛泽东的意见直接相关。当时，毛泽东希望这一机构叫“上海公社”，造反派方面则加了“人民”两个字。这种以“公社”取代原有中共市委的做法，显示出了一种看上去要彻底推翻旧制度的激进革命态度。在上海造反派夺权前后，山西、陕西、黑龙江、贵州、山东等地也相继发生了造反派夺权的情况。然而，很快，毛泽东就突然对一路狂飙突进的文革进行了降温，要求上海方面不得自称“上海人民公社”。也就在1967年2月，造反派们遭遇了来自中共军方的一波严酷挑战，这就是文革史上非常著名的“二月逆流”，在一些地方造成了血流成河的景象。由于时间关系，“二月逆流”的详情我们就在下一次节目进行详细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