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深圳特區從一開始就是中共內部意識形態鬥爭的陣地。只不過在過去，這種鬥爭主要圍繞經濟政策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而在今天，重點轉移到了政治體制上去了，例如有人提出能否像30年前開辟經濟特區那樣，在一些地方開辟政治特區，開放言論，允許民主選舉等等。
中共前領導人李嵐清最近出版了他的回憶錄，題目是《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其中很大的篇幅就是回憶深圳特區最初建立時的爭論。李嵐清30年前雖然職位不高，但他在對外經貿和技術引進部門工作，參與過特區開發的很多具體事務，對整個過程有一定的了解。
更重要的是，他和江澤民是長春第一汽車廠時期的老朋友，而江在70年代和80年代也在對外經濟合作部門任職，參與了和特區開發有關的工作。江任總書記後對李多有提攜，後來升到政治局常委。李的回憶錄細節很豐富，尤其涉及到很多高級領導人的活動，因此對研究深圳特區的歷史有一定價值。
從深圳在中共意識形態鬥爭中的地位這個角度出發，李的回憶錄提供了很多細節。例如，特區建立時的基本狀況是只有政策沒有資金。從哪裡籌集特區開發的財源呢？
李嵐清說只有用向外商出租土地來換資金。
但這個想法在當時卻涉及到“離經叛道的原則問題”。為了給證明這個政策姓社不姓資，廣東省和深圳市的領導讓人去翻馬列經典，看看有沒有可以利用的只言片語。結果在《列寧全集》中查到列寧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話，全文是“住宅，工廠等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合作社使用。
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並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看了這段話，這些領導人如獲至寶，再將“地租”改稱為“土地使用費”，於是堂而皇之地將土地批租給了外商。今天整個中國到處可見的建立在批租土地基礎上的“開發”，最初的“理論根據”就在恩格斯那段上下文都不清楚，本意也含含糊糊的幾十個字中。
李嵐清的回憶告訴我們，如果中共真要想做一件事，所有那些理論上的障礙，哪怕像“姓社姓資”這樣大的原則問題，要找個借口來回避或做擋箭牌，總是有辦法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共既是教條主義者，更是機會主義者，而唯一不變的是既得利益主義和維護既得利益主義。當初鄧小平同意開辟特區和今天中共多數領導人反對政治改革，其根源都在這裡。
今天如果中共真的要想作一些政治改革，根本不需要到什麼馬克思列寧那裡去找只言片語，只要給那本《歷史的先聲》解禁就是了，那裡面全是它自己在40年代公開發表的為中國必須實現多黨政治和民主選舉而大聲疾呼的文字。不但如此，還有大量對美國的自由和民主的贊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