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一個大問題，可以根據不同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來闡述其內容和重要性。蔡教授的文章針對當今中國現實，把政治上敏感的民主問題和中共千方百計維持的社會穩定聯系起來，為理直氣壯地呼吁民主的言論找到了一個切入點，而體制內的民主派也為這篇文章的問世和傳播創造了條件。
蔡教授的文章主要從歷史的角度說明民主制度和社會穩定有必然聯系，而專制制度更多地導致社會不穩定。 為什麼呢？蔡教授指出 “通過選舉和民意的信息反饋，民主政治有能力在保持其合法性 的同時，修正它們的缺陷。”其次，“政府的權力轉移，通常在有序的程序中進行。作為一種和平、自由與溫雅的方式”，權力鬥爭的結果並不造成你死我活，而且不是一失足成千古恨，還可以卷土重來，所以失敗的一方可以接受民主的結果並和平地交出權力。
蔡教授的這個說法從民主制度的運作出發，無疑是正確的 ，作為一篇在大陸言論環境下簡潔明了地反駁“民主帶來社會動亂”這個謬論的文章這也就足夠了。但是說到權力交接的有序性會帶來社會穩定，還需要一點補充，因為一個專制集團完全可以為了自己整體的利益設計並維持一種秩序，例如寡頭制。這個制度甚至可以允許一定的透明度。在這個制度下，政治精英的權力交接是有序了，但社會依然不穩定。蘇聯晚期和今天的中國就是如此。
和這個問題相聯系，如果要再進一步把民主和社會穩定之間的關系說清楚，我想補充的是民主是實現社會公正的一條主要途徑。
沒有人能否認，中國當今社會不穩定的一個重要根源是社會不公正。社會不公正的根源是政治權力的獨占，因為政治權力的獨占帶來經濟利益，地位分配和信息獲取的不公正。一般人常常是從自己身邊的具體的一時一事中所牽涉的自己和社會公權力之間直接的關系來感受社會公正問題的，例如小販對城管，拆遷戶對開發公司，冤民對地方官，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禍受害者對濫權和無能的政府等等。然而廣泛來說，那些掌握了各級政治權力的人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取利益時， 損害的常常並不是某一個特殊群體和個人的利益。
在這個意義上，最大的不公正是中共的組織人事制度。那些在中共各級“梯隊”上的“培養對像”，他們的升遷都是依靠體制的保障，但這種升遷完全排除了社會上其他人對政治事務和社會管理的參與，完全壟斷了社會政治權力的分配。這是最大的社會不公正，因為政治權力是最大的權力，可以帶來最大的利益。但我們在這個最大的社會不公正中卻很難看到某個具體個人的直接利益受到了損害。所以人們對形形色色的政府部門有形形色色的抗議和不滿，但很少有人對中共各級組織部門不滿，很少有人會問：如果一個政府機構隨意拆遷居民房屋，一個貪官侵吞某地或某單位巨額國家資產，一個公安局長濫用權力，這些都是社會不公正的話，那麼一個政治集團完全壟斷做官的途徑不是更不公正嗎？例如習近平從縣級領導到地市省部和中央一路走來順順當當，馬上就要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他只不過是中共龐大的“梯隊”中的佼佼者，中共各級主要官位都是這樣安排和分配的。這樣的升遷當然不公正，但除了薄熙來或李克強這樣的梯隊中的競爭對手，很少有人會認為席近平的平步青雲損害了他的利益，所以也就沒有人出來抗議。
然而，盡管這些人的升遷很難說影響到某些個人的利益，他們所做出的決定卻都是著眼於維護這個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這就和全體公民的利益有關。今天中國公民的權利受到這樣那樣的侵犯所造成的社會不公，根本原因是全社會的政治權力的被壟斷。民主制度通過向全社會開放政治權力，可以消除社會不公的最重要原因。這就是民主和社會穩定更基本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