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廣州人力資源市場的統計，已登記找工作的外省民工迄今已高達近一百六十萬人，比去年同期增加十萬人。日前廣州十七家人力市場，為一千五百多家企業舉行聯合招聘會。會上提供三萬個職位，但前來應聘的多達五萬人，其中不乏高學歷的求職者與農民工爭奪飯碗。
廣東省自去年四月調整工人最低工資，平均增幅達十二點九，成為全中國工資水平最高的地區。其中深圳和廣州的平均最低工資分別為人民幣一千元和八百六十元，加上去年開始實施的新的勞動和環保條例，令工廠的成本大增。對於以歐美為主要出口市場的珠三角港台加工廠來說，勞動和環保成本的增加，無疑令工廠的邊際利潤大幅降低，加上其他的經營成本也隨物價上漲而增加，令企業經營更加困難。盧光霖的意見短期內可能對珠三角的加工企業有一些刺激作用。
但廣州中山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陳廣漢則認為，目前珠三角加工企業最大的問題不在於勞動工資的高低，而是全球經濟因金融海嘯引起的不景，這些企業傳統出口的地區受到嚴重的影響，導致訂單急跌，工廠無工可開。即使工資水平再低，市場的這種驟變也不可能因為勞動工資的降低而改變。而這種不景氣很可能還要繼續兩三年甚至更長，工廠面臨的不僅是勞動成本的問題。
由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引進珠三角的加工企業，經營已近三十年。三十年以來，社會財富一方面急劇增加，但由此產生的通貨膨脹也不斷增加，物價亦逐年上升。包括勞動工資在內的各種企業經營成本，如水電土地使用交通運輸和原料費用也在不斷地增加，因此，企業成本的增加是無可避免的。
其實，這類低附加值的加工業的出路就祇有兩條，一是轉產更高附加值的產品；二是轉移到更低加工成本的地區繼續生產。而這些新的加工地區通常都是尚未開發，落後的農村地區。祇有這些地方的成本才會降低。廣東珠三角地區的產業實際上也是面臨著同樣的問題，解決的方法絕對不是用撤銷最低工資就可以辦得到的。一個社會的生活水平，並不會因為最低工資而自動調低。同時，最低工資也要工人能夠接受，足以維持生活基本所需才行得通。否則，勉強壓低工人工資以達到降低生產成本的結果是無人做工。大量的工人閒散的結果是增加社會不穩定，後果更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