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2019的中國和中國精英的百年教訓(下)
2019.01.08
2019年飛出的第一只黑天鵝,就是習近平突然升級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恫嚇,從而增加了台灣問題觸發重大危機的可能。習一直想成就統一國家的「不世之功」,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他為甚麼要在這個時候,也就是在自己面臨空前嚴重的內外危機和壓力的時候,升級武統的威脅?他想對自己的內部和外部的政治敵人傳遞甚麼信息?我的看法是,習近平此舉是想告訴他所有的政治敵人,他將不惜任何代價來保住權位,為此,他不怕戰爭、不怕革命,不怕天下大亂也不惜生靈塗炭。
習近平發出這樣的威脅,能保住自己的權位嗎?當然不能,事實上,習的這種行為表明,他對自己能否長期掌權正在失去信心。但不容否認的是,他確實還有機會給中國和世界帶來巨大傷害,而且,即使習近平失去權位,甚至共產黨失去政權,中國在重建秩序的過程中也還會面臨巨大的動蕩風險。
百年前的中國精英,為甚麼沒能利用一戰後對中國有利的外部環境,利用國內當時比較充分的政治自由,建立起法治和民主秩序?我認為對這個問題的深究,對應對中國未來的挑戰是有價值的。
很多人都知道五四運動發生在1919年,卻可能不知道,這一年還是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為國民黨,決心走列寧的俄國之路的一年,同時,這一年也是梁啟超提出「聯省自治」,推動地方憲政來建構現代國家的一年。「聯省自治」的思路得到胡適、陳炯明、譚延闓乃至毛澤東等不少精英分子的支持,一度獲得不錯的勢頭,但最終還是輸給了孫中山的選擇。
為甚麼會這樣?蘇俄的深度干預是重要外因,而中國精英對政治大一統的信仰,則是重要內因。孫中山批譚延闓搞地方自治太天真,不理解秦始皇以來的中國,地方自治就意味著國家分裂。而持這種信仰者,在今日中國的精英中依然大有人在。這種信仰帶來的一大問題就是,奪江山可以沒有道德底線,保江山也可以沒有道德底線。今天習近平為了保住權位,要打台灣,與當年孫中山、毛澤東為了奪江山出賣國家利益,是同樣的政治文化邏輯在不同時代的表現。
百年歷史證明,「走俄國人的路」是一條選擇作惡的路,而主張地方自治的精英們選擇的是一條少作惡、不作惡的路。百年前選擇地方自治的悲劇英雄們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他們做出了錯誤的選擇,而是因為那個時代作惡(政治暴力)的空間太大。21世紀中國推動地方自治最大的機會,就是不作惡的選擇空間比百年前大多了。但歷史沒有必然,大一統的政治文化慣性是巨大的。雖然中共垮台已不可逆轉,但再度改朝換代的中國,會不會建構一種新的政治大一統,也就是一種高科技的奴役制度?
孔飛力教授認為,中國晚清面臨的挑戰,不僅是一個「王朝衰落」的挑戰,也是「文明沒落」的挑戰。中國經濟雖然在21世紀再度崛起,但與政治集權的古老傳統共生的中國病毒,不僅再次令中國社會潰敗,也再次導致了政權的合法性危機;而且,這一次中國的內部危機危及到了全球秩序。這說明中國並沒有擺脫「文明沒落」的危險。這個龐大而古老的文明,既有可能借力全球化實現「偉大復興」,也有可能把許多文明拉下水。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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