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评论】「中共病毒」与「国际共管」


2020-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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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0407-web 【梁京评论】「中共病毒」与「国际共管」

当前情势下,把「武肺病毒」称为「中共病毒」虽比「中国病毒」更政治正确,但我相信国际社会有更多人选择「中国病毒」而不是「中共病毒」。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深意,「中共病毒」强调中共政权对此次瘟疫全球大流行罪责难逃,而「中国病毒」则更强调中国政治文化的腐蚀性和毒害性,两者并不矛盾,贯通起来解读则更为深刻。事实上,早在几年前何频就提出了「中国病毒」的说法,对中共政权主导的「中国崛起」将祸害全球,发出了警告。

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命运将如何?这是百馀年来中国精英一直思考的问题。1924年郑孝胥在协助溥仪逃离紫禁城时感叹:「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这一预言让我最感震撼的是,当时的中共还远未形成气候。当然,多年来我也像许多人那样,无法 想像「共产亡于共管」的情境,而这一次「中国病毒」或「中共病毒」在全球大流行,似乎让这种想像成为可能。

郑孝胥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政治文化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无力自救。回头看历史,我接受郑的这个基本判断,但也认识到,几乎所有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都要借助西方文明的力量才可能完成,且都要经历痛苦的文化更新。在这层意义上,郑的预言并无特别意义,但他认为中国将走上「共产」邪路,并造成自己无法收拾的灾难局面,以至非「国际共管」不可。现在看来,他的这个预言隐含著两个相当有远见的判断,一是主张政治大一统的中国精英易受「共产」乌托邦的诱惑,二就是政治大一统一旦与「共产」乌托邦相结合,将带来全球性的灾难。郑孝胥为甚麽能有这样的洞察力?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中国和世界又面临新的大变局,中国如何选择,有没有能力避免灾难性的选择?又成了问题。

今天中国和世界的格局虽与百年前大不相同,但政治大一统的理念,依然支配著很多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判断,依然是诱导中国做出灾难性选择的一大文化因素。如果说,当年借「统一」为名,引狼入室来争个人权位,最终断送了地方自治而给苏俄扶植的中共创造了上台机会,那么今天借「统一 」为名来毁掉台湾的民主和香港的自治,就是习近平维护中共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基本「国策」。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滋生的中国官场文化,也是这次武汉疫情失控最直接的原因。那么,这次「中共病毒」带来的全球大灾难,有没有可能阻止习近平成就「统一大业」的野心,或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反而更促使他下决心搞所谓的「武统」,以至不惜与美国开战呢?

我的判断是,这次「中国病毒」对于阻止习近平以及许多迷恋「大一统」的中国人实现「武统」台湾的梦,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爆发的疫情给世界带来了太多的无妄之灾,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在这场全球大灾难中的种种言行,让太多人看到了在「大一统」心结支配下,中国对世界秩序潜在的巨大危险。这种共同的体验和观察,虽不会直接导致所谓的「国际共管」,但确实能为国际社会对中国采取过去不能想像的「集体行动」提供正当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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