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房價瘋長風波的啟示


201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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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quote620.jpg 梁京評中國房價瘋長帶來的啟示。(法新社圖/粵語部製圖)

隨著更多城市奉命對房價急剎車,《人民日報》稱“多地樓市成交進入速凍模式”。看來,2016的房價瘋漲風波已進入收官階段。雖然也有人寫文章提出“誰該對此次房價瘋漲負責”的問題,但更多人知道,在當下中國,試圖對政府問責毫無意義,因此,更多人想知道的是,這一輪房價暴漲的後果究竟是什麼?比如說,房價會不會像任志強說的那樣,將只漲不跌?中國實體經濟是否將因房價過高長期受到壓制?筆者認為,回答這個問題的最大困難來自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習近平如何解決他面臨的“治理難題”,或者說是“治官難題”。

正如去年股災告訴我們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必然邏輯,就是中央政府不可能不經常性地直接使用行政權力,對資產價格進行全面“調控”和直接干預,這不僅是所謂“產業政策”的需要,更是每日每時的政治需要,也就是政府“過日子”的需要。因此,最近媒體為自身利益炒作林毅夫張維迎的“產業政策”之爭,實在沒有太大意義,因為他們爭論的是偽問題。就中國現實而言,即便今天習近平下台,中共改旗易幟,想讓新當權者很快就放棄對資產價格的全面控制也是不現實的,這不僅是因為中國離法治還相當遙遠,不可能為資產合理定價提供制度支持,而且,中國已經形成的權力和利益格局直接與高度扭曲的資源空間布局和產業布局糾纏在一起,也就是說,中國不公平的權力和利益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物化為一種有利於高度政治集權的產業和空間結構,或者說被這種經濟結構所綁架。

正是這種現實,令不少人對中國未來經濟和政治發展非常悲觀,也令革命派更為樂觀。悲觀者的理由是,看不到任何改變這種權力和利益格局的現實可能,而革命派樂觀的理由是,中央政府調控和干預資產價格帶來的負面後果越來越事與願違,其邏輯結果就是天怒人怨,終至生變。

此次房價瘋漲風波給我的啟示之一,就是習近平的反腐雖然對他集權有利,但沒有解決“治官難題”。他雖然控制了地方官員胡作非為,卻無奈地方官員不作為。更可怕的是,官僚們用“過火執行指令”的方式來進行“軟對抗”。有人認為,這種軟對抗,是此次房價瘋漲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地方政府並非不知道,房價以如此瘋漲非常危險,卻聽之任之直至中央表態。現在,又來了一個房價“速凍”,盡管誰都知道這只會讓下一輪炒房更瘋狂。

不過,此番房價瘋漲有一個重要現像,那就是權力中心的地價已經被炒到了非常荒唐的水平,以至於所有競爭性民企都無法在這些地方生存和發展。事實上,“一線城市”與其他城市地加的巨大差異,正在迫使越來越多的民企撤離到其他城市。這個趨勢已經令王健林這樣高度依賴權力的房地產商感到不安。他似乎看到,民間的企業和文化精英從權力中心撤離若成為一種潮流,將對他代表的權貴利益帶來巨大威脅。

從這個現像我得到的啟示就是,在中國房地產總體過剩、交通和通訊技術高速進步的大格局下,權力中心的超高地價,有助於推動一個自發的分權過程。這個過程對於在中國地方政府間引入新的競爭,即保障個人和企業權利的競爭,從而對推動法治的進步將是非常有利的。鼓勵和激勵這種地方競爭,是解決中國“治官難題”乃至法治難題的正道。

問題是,習近平會接受這樣的思路嗎?從國資委剛剛再次宣布要“做強做優做大國企”來看,習近平更可能選擇相反的思路,即壯大不計成本的國企來支持一個更加政治集權的經濟結構和“折疊社會”。我相信,這兩個潮流的博弈,會是一個為時不短的過程,除非當局對資產價格的操控發生致命性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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