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周中共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將不得不面對中國經濟不妙的前景,因為此次全會的重要議題是第十三個五年"規劃"。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十三五"期間會明顯低於"十二五",已經是一個普遍的共識。有人預言,官方會把增長速度定在百分之六點五,但更多人相信,實際增長率會比這個數字還要低。不過,關於為什麼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會慢下來,有深度的分析並不多。
主流的論調是,過去太快了,支持那種超高速度的因素已經不存在,所以只好慢下來。具體來說,高投資因產能過剩而難以持續,高出口因國外需求不足難以為繼,消費的增長不可能對沖這兩個因素帶來的減速效應,所以中國經濟增長只能放慢速度。
表面上看這種解釋有道理,其實迴避了真的理由,這個理由就是地方政府,或者說地方的官員們,沒有動力來推動高速增長了。過去高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機制,就是地方官員從增長中可以獲得直接的利益,而現在則沒有這樣的機制了。
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基於這樣兩點:第一,中國政府依然能夠維持一個很高的投資率,這是因為,全球經濟增長乏力,有利於人民幣國際化。或者說,中國可以搞大規模的"量化寬鬆"(QE)而不會有通貨膨脹的危險。正是看到了這一點,中國政府正在不遺餘力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同時調整基礎貨幣的發行機制,讓基礎貨幣發行,以國內信貸為基礎,逐漸與美元脫鉤。這樣一來,中國就能擺脫過去多年外匯占款是基礎貨幣發行主渠道的格局,獲得貨幣政策的自主空間。
這對於推動中國產業升級,支持創新是有利的。由於世界技術進步的速度非常快,中國可以通過大量投資新技術來維持高投資率。也就是說,從技術的角度,不是沒有好項目可投資,而是有很多大規模的新技術投資機會。比如說,中國可以搶在發達國家前面,實現汽車產業的智能化,電動化的革命。中國政府也確實看到了這個機會。
問題在於,誰來做這些投資的主體?誰來承擔這些投資失敗的風險?誰來獲得這些投資成功的利益?從不久前公佈的深化國企改革的"指導意見"來看,還是沒有勇氣來回答這些問題,而是堅持把維護中共政權的這個"底線"置於有效激勵的原則之上。
有人懷疑,即使改革解決了地方政府和國企的有效激勵問題,中國經濟是否還能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因為整個世界的大格局對增長都不利。我認為,回應這種懷疑最好的事實,就是重慶經濟在中國經濟普遍不好的情況下卻一枝獨秀,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速和良好的財政狀況。
黃奇帆領導下的重慶經濟正在繼續創造奇蹟,很多人不知道這一點,是因為當局對這個事實非常感冒,媒體也就不敢宣揚。
在非常不利的外部條件下,在同樣的體制下,重慶經濟的驚人表現讓我們看到,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最關鍵因素是地方領導人領導經濟的動力和能力。在薄熙來被清洗後,黃奇帆和重慶的官員,有一種特殊的動力,繼續把重慶經濟搞好,而其他省份則沒有這樣一種激勵。
那麼,習近平是否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從他最近在"深改組"會議上的講話看,他應該受到了重慶經濟一枝獨秀的影響,自上台以來,第一次明確地講要鼓勵地方政府在改革中進行"差別化探索"。但我注意到,習近平強調的是基層,而不是省和市一級的改革探索。這說明他完全沒有放棄中央集權的基本理念。而我相信,堅持中央集權的理念,將是習近平錯過良機的主要原因,也是"十三五"令人難以樂觀最真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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