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文化身份、政治文化與生存策略(上)
許多人都認識到,我們正在見證一次與世界大戰同等量級的大規模衝突。如何理解這次衝突的原因和可能後果,是所有人都無法迴避的問題。北京清華大學社學會系教授孫立平先生最近的文章「歐洲是如何走出相近相殺的?」,顯然是針對這個問題有感而發。文章的一些重要論斷值得商榷,不僅是因為有重要的學理價值,更是因為與人類當下面臨的嚴峻挑戰直接相關。
孫先生的一個重要論斷,就是「現代文明最核心的是理性化的過程」。雖然是引自韋伯(Max Weber),但不知把文章中的「理性化」譯成英文,是指rationality還是指reason? 我知道,即使在西語中,這兩個概念有時可以相通,但其重要的內涵差異對理解當下的危機不容忽視。從上下文看,文章所指兩者兼有,但更側重rationality,也就是強調理性的本質是趨利避害;而不是指對因果關係的邏輯論證或分析能力。rationality和reason都是人類天賦的智能,但前者更側重動物性的直覺判斷或下意識的本能,而後者更強調人類特有的邏輯能力或文化本能。因此,我認為韋伯的原意,是強調現代性與reason的關係密切,而不是強調與rationality的關係。這就如同在政治學中講國家,多指state,而不是country一樣。現代中文對這兩個概念仍然經常混淆,是中國政治文化與西方政治文化差異的一個重要表現。
不少中國學者不承認中國的政治文化不如西方的政治文化,認為中國的問題僅僅是政治制度的問題,但我認為,中國難以建構法治和民主,很重要的原因是政治文化的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reason的能力不足,用孫立平的話說,就是「社會氛圍和社會氣質的變化」,不足以支持理性的政治訴求,更不足以支持講邏輯的政治辯論。
中國現代化的先驅曾經認為,中國的制度缺陷,主要是因為我們的知識缺陷,因此,只要我們了解了西方文明的制度安排,掌握了他們的交流規則和技能,比如說「羅伯特規則」,制度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後來,連孫中山也發現,事情並不如此簡單。不過,即便現在承認中國政治文化有問題的人越來越多,但還是有很多人認為談論政治文化的高下沒有意義,因為這只能令華人氣餒,而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
這就涉及到一個困難的問題,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是甚麼關係?與此相關的,就是中國的政治文化是怎麼來的?中國政治文化的現代演變,與中國未來的制度建構是甚麼關係?如此宏大且深奧的問題,當然不是時政評論能講清楚的。不過,我認為孫立平文章的邏輯存在的問題,恰恰與他對政治文化的演化機理理解不足有關。而對這個問題展開爭論,應有助於增進對當下全球政治秩序危機的深入理解。
我對孫先生文章的批評,集中在這個邏輯上,即現代「戰爭與征服的收益率下降了」,「於是,在許多情況下,戰爭成了不必要的事情。」我的看法是,這個邏輯恰恰無助於解釋當下的三大火藥桶給世界秩序帶來的威脅,因為驅動戰爭危險的主要動力是身份政治,是政治文化的差異,這其實是歷史上戰爭更久遠的人性根源,也是冷戰後越來越明顯的文明衝突最主要的動力之源。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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