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評論】文化身份、政治文化與生存策略(中)

2023.10.31
【梁京評論】文化身份、政治文化與生存策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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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文化身份與政治文化的關係,必須引入群體生存策略這個概念。人類依賴群體生存,而群體的存續,取決於生死關頭如何選擇集體的存亡之道。文化身份的認同,是這種選擇的基礎。那甚麼是政治文化呢?我的理解,政治文化最核心的內涵,就是在群體存亡的關頭,用甚麼方式決定誰說了算。在這個意義上,政治文化與群體生存策略的歷史演變,直接相關。

對大型政治實體而言,文化身份的改變非常不易,但不等於政治文化一成不變。事實上,政治文化發生急劇變化,歷史上多有發生,比如說,被異族征服,就會導致政治文化的急劇改變。我同意孫先生的大判斷,那就是現代世界征服的成本太高,不合算,因而會增加和平的機會。但冷戰後的歷史也證明,這個轉變並不意味著戰爭會被消滅,更不意味著能消滅政治暴力和奴役。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科技進步很難改變人性,而人類的文化身份衝突就來自人性。也就是說,人類的文化演化動力,始終來自不同文化身份的衝突。其實,在智人主宰世界之前,曾有過智人與其他人類的衝突,智人全勝,其內部的文化衝突依然欲罷不能,繼續推動「文明」的「進步」,以至今日智人的內部衝突,已經有了毀滅自己的能力和真實危險。

我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科技的進步,不僅改變了戰爭的形態,而且,讓壓迫性政治秩序的獨裁者和當權派,獲得了一種非對稱的戰爭能力,用來抵制甚至是反擊民主政治秩序的影響力。近年普京和習近平的聯手,更試圖證明,壓迫性的大國,有可能在現代科技的支撐下,以同歸於盡來威懾自由的國家和人民,同時綁架本國民眾的文化身份,脅迫整個世界接受一個缺乏公義的政治秩序。也就是說,與現代世界征服成本太高相伴隨的,還有一個趨勢,就是非西方國家維繫一個對內壓迫、對外霸凌的政治秩序和全球秩序的空間增大了。

為甚麼會這樣?沒有簡單的解釋。一個比較簡單化的解釋,就是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給非西方的文明的民眾,帶來了更多收入和社會流動的機會,反而增加了政治民主化的阻力。因為人們很容易看到民主變革的風險,卻難以估量變革的收益。這種趨利避害的「理性」,加上高科技成功地應用於政治壓迫,助長了一種「生存策略」,那就是「好死不如歹活」。

支持這種生存策略的價值體系和政治秩序,與支持「不自由毋寧死」的生存策略之間的衝突,是否能避免戰爭,或者讓戰爭成為不必要?我持嚴重的懷疑態度。儘管我很難想像未來戰爭的全部形態,但我依然堅信,「戰爭是新秩序的助產婦」。

總之,現代世界征服成本高不足以阻遏戰爭,真正的問題是,西方文明無力把自己的生存策略強加給非西方文明,而非西方文明又無力靠自身之力走出那種窒息自由的政治文化。這個困局帶來的和平是靠不住的,當雙方的「生存策略」無法並行不悖的時候,基於文化身份衝突的戰爭就不可避免。作為一個非西方的大國,中國在這個人類的文明困局中,有甚麼樣的機會?這樣的機會與文化身份的衝突是甚麼關係?僅靠趨利避害的理性(rationality)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戰爭則更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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